中秋月圆之夜，在巴黎，再读李石曾先生写下的“高楼当此夜，明月落谁家”，我才忽然明白：原来，那些看似虚无缥缈、一念起便天涯咫尺的思念，落到纸上，随着墨汁流淌，也可以有筋骨，有力量。 思念，原来也可以是有骨头的表达。
十个大字，墨色沉着，笔力遒劲。 它和我平常看到的许多书法很不一样。没有刻意追求秀美，也没有因为写的是“夜”“明月”“家”，便让笔墨变得婉约缠绵。恰恰相反，落笔沉着，线条苍劲，转折之间有明显的顿挫，有些笔画甚至带着几分粗粝与倔强。 字有大小，墨有枯润，疏密之间并不刻意求工整，却自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力量。有些地方浓墨重落，仿佛一笔压进纸里；有些地方自然露出飞白。那不是精雕细琢的漂亮，而是一种苍劲、拙朴，甚至带着岁月痕迹的美。 我尤其喜欢这种反差。 “高楼”“此夜”“明月”“谁家”，原本是多么柔软的词。夜色、月光、思乡，似乎天然属于婉约和缠绵。 可是李石曾笔下的月亮有力量，他写下的“家”，也有筋骨。 一个远行的人，对故乡的思念，原来未必都是眼泪。它可以藏在一轮月光里，也可以藏在一笔一画的筋骨里。 为什么是—— “高楼当此夜，明月落谁家”？ 细读才发现，这十个字来自李白的两首诗。 “高楼当此夜”，出自《关山月》：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边关之人遥望故乡，思归而不得归。“高楼当此夜”，本身便有一种长夜无眠的牵挂。 “明月落谁家”，则出自李白《忆东山二首》： “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 两句话原本并不在同一首诗里，放在一起，却仿佛天然就是一副完整的对句： 高楼，当此夜； 明月，落谁家。 “高楼”与“明月”遥遥相望，“此夜”与“谁家”彼此呼应。 一个“高”字，把人的目光带向天空；一个“落”字，又把高悬天际的月亮带回人间。 我尤其喜欢这个“落”字。 月亮原本在天上，为什么是“落谁家”？ 月光可以落在屋檐，落在窗前，落在庭院，也可以落进一个远行人的心里。 于是，一轮原本遥不可及的明月，忽然有了人间烟火。 而最让人心动的，是最后两个字： 谁家？ 是谁的家？ 是高楼上那个久久未眠的人想回却回不去的家？是万里之外父母妻儿守候的家？还是月光之下千千万万个正在团圆、或者无法团圆的家？ 诗没有回答。 正因为没有回答，才让这一问穿过漫长的岁月，落到每一个远行人的心上。 再回头看这副书法，仿佛连笔墨也在讲述同一个故事。 “高楼”起势，目光向上；“当此夜”，渐入寂静。另一幅从“明月”开始，一轮月亮仿佛从墨色中升起；一个“落”字，又把目光从天空牵回人间。 最后，是一个—— 家。 这个“家”字舒展而厚重。 看得久了，我甚至觉得，前面的高楼、长夜与明月，仿佛都是为了最后这个“家”字而来。 中国人的月亮，从来不只属于天空。 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千百年来，我们把说不出口的离别、团圆、牵挂与乡愁，都交给了月亮。
（图为李石曾先生的机要秘书钱直向和知名学者徐广存先生） 而写下这十个字的李石曾，与法国有着一段特殊而深厚的缘分。 1902年，李石曾来到法国求学。后来，他在巴黎近郊创办豆腐工厂，并为华工开设夜校，让他们白天劳动、工余读书。1912年，他与吴稚晖等发起留法俭学会；1915年，又与蔡元培等在巴黎发起勤工俭学会。 此后，一批批中国青年远渡重洋来到法国。他们在工厂劳动，在学校求知，也在异国他乡寻找救国图强的道路。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等人的名字，都与那段留法岁月发生了联系。 一百多年过去了。 今天，当我们坐上飞机，十几个小时便可以跨越万里；拿起手机，顷刻就能看见故乡亲人的脸。可是在那个年代，一群二十岁上下的中国年轻人告别父母、离开故土，漂洋过海来到法国，一封家书要走很久，一次离别，甚至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重逢。 我常常想，在巴黎，在里昂，在蒙达尔纪，在工厂、学校和简陋的住所里，那些年轻人是否也曾在某一个寂静的夜晚，突然停下手中的工作，抬头看见一轮月亮？ 那一刻，他们想起的是谁？ 母亲？父亲？妻儿？ 还是那个隔着万里山河，再也熟悉不过的——家？ 我们已经无从知道。 可是百年以后，在巴黎的中秋夜，再读“高楼当此夜，明月落谁家”，忽然觉得，有些东西其实从未改变。 时代变了，路途近了，故乡却依然是那个让人一想起便心头一软的地方。 于是，又想起王昌龄的那一句：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是啊。 巴黎与故乡，相隔万里；百年前与百年后，相隔漫长岁月。 可是抬头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仍是同一轮明月。 巴黎中秋，高楼当此夜，明月落谁家……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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