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01》（王树增 著）
虽然中外有很多关于义和团的书，但我尚未看过一本将义和团运动从头至尾，从上到下，由表及里的全景似描述的书籍。王树增的这本《1901》可以说是在填补了我个人阅读史的一个空白。
义和团运动的起因是复杂的，参与的势力和力量也是复杂的，运动的性质和发展轨迹更是诡异和难以定性的。
义和团最早源于一起发生在山东梨园屯的民教案。当时山东胶东地区已被德国占领，德国教徒在山东大举发展教徒，修建教堂。由于外国教会势力的靠山是各列强的军事实力，所以清政府不敢得罪这些教会。因一起教民官司不信教的村民连续败诉，村民则将怒火发泄到偏袒教会的衙门上，所以义和团第一次举事不是针对洋人，而是官府，即朱红灯领导的前岗子李庄之役。
当年的教会在中国农村的势力很大，再加上背后列强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使教会俨然成为第二政府，这也触犯了原来的二衙门-----农村士绅阶层的利益。中国农村地区在清朝时基本是官府势力的空白区，农村保持着相对的自治性和独立性，农村的管理权基本交于当地的士绅、族领。清朝的皇帝并不像老毛那样鼓励干部下乡蹲点，因为朝廷担心官吏下乡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激发官民矛盾。所以有的县官在任多年都不到自己管辖的农村亲自看看，而是坐在衙门里等着告状上门。因为大部分官司都在村子里由士绅和族领调节和仲裁解决了，告到县衙门的往往都是一些自己调节和解决不了的案子，所以县衙门有几十个人就足够了。正因此，当时的中国才能用很少的官吏管理庞大的国家。这种情况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我们可从民国时的文学作品和回忆录中看到这样的农村风貌。当士绅的权利与教会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得不到官府的支持，因为官府是惧怕洋人的。因此，逼使士绅转而求助于民间的准武装团体----各种习武社团，比如义和团的前身红拳、梅拳等。
发生在梨园屯的教民官司就是由士绅出面代表村民与教会打官司。打官司争的是庙产。现在已经没人能说得清楚到底谁占理，谁不占理，但无疑这是一起利益之争，双方都认为自己占理。也许是山东人认死理和不服输的性格作怪，这个庙产官司竟然连续打了三十年之久。因为教民和村民的对立达到不可调和的状况，文斗已经不能解决问题，武斗则自然而然地登场了。在当时的中国，法律并没有什么尊严，农民们也谈不上什么法律意识，而合情合理这种模糊的标准却会被普遍接受。
教会在农村的发展破坏了原有的农村各阶层的平衡，而有些教会发展教徒也不检点，只要愿意，什么人都可入教，而入了教就会得到教会的保护。因此，有些农村的地痞流氓也入了会，他们入会后就利用教会势力欺负村民，这更加深了教徒和村民的对立。
义和团起事虽然是因反洋教，但因此说义和团运动是一起宗教之争那就不准确了。中国人一向对信仰是马马虎虎的，他们更注重世俗生活，隐藏在反洋教口号后面的是利益之争，当然也有嫉妒心作怪。本来都是一样的村民，可有些人入了教就有好吃好喝，而且趾高气扬起来，这让那些没入教的清苦的村民不免羡慕嫉妒恨。但这些并不是义和团能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的全部，这里面也有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和对自己的传统被破坏的焦虑感和挫折感。
事实求是讲，传教士在中国的主流是好的。他们有大量善举，虽然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入教。比如他们兴建医院、学校、孤儿院、养老院等。另外，他们也开设报馆和出版社，并大量翻译外国书籍，将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现代意识传入中国，这对中国平民阶层的启蒙起到十分巨大的作用。但这些教会大都缺乏对中国农民的了解，也不了解中国传统力量的强大和顽固。他们没有想到，发展教徒会分裂这个国家的农民，造成入教的和没入教的农民成为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两个对立集团。这个局面的形成有利益在里面，也有说不清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在里面。
义和团之所以后来发展的不可收拾，和清政府的态度的暧昧关系密切。一开始政府的态度是镇压，尤其是光绪帝认为这是暴民做乱，应该弹压剿灭。可是一些地方官员，出于对洋人和洋教的仇视，暗中却支持和保护拳民。这使朝廷剿灭义和团的命令得不到有效的执行。面对农民的造反，历朝历代都是一个路子，镇压和招安。而这次清政府一开始就对义和团举棋不定，模棱两可，朝廷内部在镇压和支持上也是吵的不可开交。
慈禧本来并不十分恨洋人，但因为洋人支持她要废掉的光绪帝，就让她十分不爽，并由此升起对洋人的仇恨。可是自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清王朝所有的外战均以失败和割地赔款而告终，这让她恨洋人的同时也怕洋人。如今有官员介绍说义和团有神功，刀枪不入，而且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尽管慈禧对义和团的神功半信半疑，但心中还是难免出现一丝侥幸心理。慈禧是精明的，不管官员如何吹嘘，他还是暗中派人去秘密调查义和团的神功，但她没想到，她派去的这个人是个很会观测官场动向的滑头，虽然他知道义和团的所谓神功是扯淡，但他汇报给慈禧的是一大堆模棱两可的话，这只让慈禧摸不着头脑，却并没扑灭慈禧铤而走险的投机念头。
当时的官场也是混乱不堪，有的遵照圣谕发兵镇压，有的却又暗中给义和团拨巨款作为练兵费。老佛爷还说什么义和团也有良莠之分，意思是义和团也有好有坏。可在那种乱世，你让下边人怎么区分好义和团和坏义和团。事实上义和团从举事开始，就是与烧杀抢掠缠在一起的。这些农民队伍既没有什么统一号令，统一指挥，统一组织，也没有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他们完全是土匪也不公道，但说他们不是土匪也不准确，他们大概算是有土匪作风的暴民吧。
当山东地面的义和团被袁世凯赶到河北后，两股义和团在河北合并形成规模和声势更大的义和团。但壮大的义和团一开始并没有杀人放火，杀洋人也是偶尔逮着一个在农村传教的外国传教士，他们最主要的活动是破坏。破坏铁路，破坏电线杆。他们的口号是“拆铁路，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这种对铁路和电线杆的奇特仇恨很难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愚昧和对和自己利益没关系的新事物仇视是主要原因；而认为铁路和电线杆穿过了自家的祖坟，惹老祖宗生气，让气候恶劣导致庄稼受灾也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是大概那时征用农民土地也没什么动迁费，而这些电线杆铁路经过自己家门口，自己竟一点好处没得到，因此怨恨之心油然而起。当然拆电杆还有一个很大的利益驱动，即这些电杆都是很好的房梁的材料。当北京附近一百多公里的电线根被拆除后没几天，该地区的很多农民家里都鞭炮齐鸣，庆祝新梁上房。
没有官府的支持，义和团是成不了事的。杀德国公使的不是义和团，而是一个清军士兵，据称是奉了上峰的命令，见到洋人就杀。
载猗恨洋人是受私心左右，因为洋人支持光绪，反对他儿子接光绪的班，因此载猗成了亲王中反洋的主力。
康有为不是什么好人，本来慈禧并不反对政改，她也不懂政治，他只关系权力。可狂热的康有为却想出一个杀慈禧篡位的毒计。把政治斗争演变成了权力之争，害的戊戌变法流产。梁启超、谭嗣同都是君子，可康不算。他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管就跑了，害的他弟弟大喊冤枉地代他成了戊戌七君子。
历史有时是惊人的相似的。回头看胡耀邦和赵紫阳，感觉他们就像当年的光绪帝。
1901是中国最愚昧、最黑暗、最衰败的一年。义和团导致的辛丑条约等于将中国破了产。让中国成为一个没有国防的，任人宰割的国家。从此，外国军队可以堂而皇之地驻扎在首都北京。
这本书史料极其丰富，从民间到朝廷，从联军到清军都有详细的记述和资料。非常值得一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