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佩昌：中德比较看温商群体价值(2)
所以法律的权威、法律制度的完善对于中小企业的持续经营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德国商人的势力在汉莎同盟起来后，得到快速发展，一定时期，它已影响到德国境内很多邦国，并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但是在其它国家由于其快速扩张，同时只关注个人利益，过分的逐利性行为，引起了当地商人的仇视，当地政府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在北欧国家和俄罗斯，对德国产品和商人的抵制活动接连不断，以致德国商人无法生存下去，只好逐步把自己的商业活动收缩回德意志境内。 这一点看，从起初所从事的产业、商业行会的形成、对国内及境外经济体的影响，以及温州商人今天在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受到的贸易保护势力的抵制有值得借鉴之处。 对差异性和独特性的尊重促进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中国商人：德国商人是如何完成从农业身份向商业活动身份的历史性转变的？我们的温州商人在这方面可以说经历的时间非常短。短短二十多年，750多万温州人就有200多万分布在全球各地。 杨佩昌： 当时德国十一至十二世纪各个邦国之间以及对外战争不断，但是参加战争的德国人必须是自由民的身份。依附在封建领主的领地上的农奴是不自由的，很多人就跑出来，德国人口密集地区有最简单最原始的商业交易活动，慢慢形成城市的雏形和一些小的城镇，但是规模非常小。德国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封建领地上的农奴逃到城市只要超过101天，他的自由民身份就可以被确认。这些人没有了土地，有的开始做简单的家庭作坊，从事最原始的手工业加工。而更聪明的人会去做销售，慢慢在城市里产生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商业活动。由此德国商人群体在自由基础上的城市中逐渐得到发展。 这些人在城市里进行手工业、加工生产的人，经过一段间他们发现，一个人独立加工一个产品赚的利润太少，而如果几家联合起来共同做，和买家谈判的时候也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我的规模大，供货有保证，商品质量也比单个手工作坊整体上有所提高。 慢慢地他们尝到了联合生产的好处并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随着手工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大规模的联合生产，需要一些共同的规范，这个时候，商业行会的雏形就出现了。也就是说，德国商人大规模进入英国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商业行会组织基础。 中国商人：德国商业行会比英国还早吗？ 杨佩昌：从历史上来说英国更早一些。但是德意志有自己独特之处：商人有相对较大的自由度，因为当时邦国林立，虽然制约着商业活动的互相交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因为政府缺乏统一的权威，反而使商人有更大的商业活动空间。 中国商人：不利的影响就是这种政治环境使商业交易成本提高了。 杨佩昌：是的，商业自由度大，但是交易成本高。所以今天的德国成功地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做到扬长避短，从而使二战后的德国取得了成功。一战后，德意志帝国跨台，魏玛共和国取而代之。但魏玛共和国为何很快失败呢？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魏玛共和国没有考虑到德国的历史传统：历史上，德国各个地区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己的传统，用一种统一的制度来约束全国，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二战后建立的联邦德国吸取了魏玛共和国的教训，它尊重各个地区的独特性和它的地方文化传统。用联邦的形式组建国家，从而使国家能够非常健康地运作。 所以成功的国家体制基本上都尊重地方的差异和独特性。包括美国也是联邦制的。一个国家如此之大，你用一个统一的权威来号令全国，从政治上来讲是有利的，从区域和商业上的发展来看，实际上是制约甚至是致命的。 我们国家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深圳模式等等，实际上它也是在寻求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模式，这也算中国弥足珍贵的一些差异性。 破除惯性思维将会看到更大的可能性 中国商人：德国历史上是否也有类似于温州商人群体中曾经有过的仿冒时期？ 杨佩昌：德国的手工业品质量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得到保证的。为什么当时的行会里有明确的道德原则呢？肯定是当时也有假冒伪劣商品的存在，所以才有了行业内部的道德约束。所以说，德国商业行会在提升产品质量上功不可没：凡加入行会的会员企业，只要产品质量达不到行业标准，就不会被允许进入市场。当然，德意志商人也会注重自己的信誉，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我们的温州也好，其它地区也好，在商业道德上肯定也是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否得到了很好的遵守呢？或者说那个时期还没有完善的规范，才导致了假冒伪劣商品的出现。而德国很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才使它的产品得到了长期稳步的提升。 中国商人：德国商会除了在质量上的约束，在价格上允许各个企业自由竞争吗？ 杨佩昌：非常好的问题，它在行业内部是限制同业竞争的。这个不是前面提到的道德要求，而是基本的行会制度。在同一行业内部不允许进行价格竞争，比如你到我这家来买这个产品，我悄悄给你低价以求提高销量，这种行为一经发现会受到严厉处罚。德国商人不敢轻意冒这个险。德国从十二世纪就限制了价格战，这是一个硬性的制度，不是道德上的约束。 中国商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温商的鞋，打火机等商品在欧洲一些地方受到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势力的阻击，是否由于温商自己的价格战导致的恶果？ 杨佩昌：这要从两方面看。先从欧洲来说，温州商人进来之后，他们的神经慢慢变得脆弱，因为温州商品的价格的确非 常低廉，所以在一定地区占有了很大的市场份额。由于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基数不是很大，相对来说同样数量的商品或许在中国可以轻易被消化掉，而在欧洲会感觉比较明显，仿佛到处都充斥着中国的产品。尽管如此，但由于中国产品价格低廉，实际上销售额总体并不太大，但它给人的印象是太多了。特别是欧洲尤其一些南欧国家解决失业问题的效率不是太高，所以就把焦点对准温州的商品，认为是温州的产品过多，导致其本国相关企业经营困难，造成失业问题的加剧。这是他们神经脆弱的表现，真实情况是温州商品在欧洲总体上并没有那么大。 然后再从自身来找原因，我们自己缺乏行业自律，的确只是为了出口，不惜打价格战，有的是直接出口，有的通过中间商。中间商可能赚了很大的利润而温州商人得到的或许少得可怜。还有一个原因，温州当时缺乏品牌的概念，没有在品牌上下功夫或者说没有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它只是想着商品而不是品牌，所以商品过去了，没有跟上品牌，导致了越来越低廉的价格销售。当然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现在的温州跟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今天的温州已经出现了各种品牌，很多企业也越来越重视自己的信誉。这经历了一个过程，我想在我们的国情下，这段冤枉路无法避免。温州商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处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整体的素质并不是很高，你要求他有那么高的品牌意识，这也是做不到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