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长回应《知音》低俗质疑：看过的人不会这么说【2】

风儿

董事长回应《知音》低俗质疑：看过的人不会这么说【2】

　　孙小琪说，《知音》的成功，源于对人性本身的解放、理解、悲悯心的呼应，它既有新闻杂志的新鲜信息，又有文学杂志的内在张力，对读者的诉求呼应得很充分。“‘文革’结束后，先是因被桎梏了多年的情感爆发，文学刊物有了猛增。接下来人们清理既往、建设新生活的欲求强烈，生活类刊物在此时创刊，所以一问世就获得了成功。”

　　雷一大说，《知音》的文体和选题，让许多人觉得《知音》是真正的“知音”，所以特别抢手。“那两年我去新疆出差，在报摊上看到，买《知音》必须要搭其它滞销的杂志，因为《知音》实在卖得太火了。”

　　从创刊之初几期看，《知音》的一些东西从一开始就固定下来了，20多年未作大的变动。比如，创刊号封面上是女杂技演员李莉萍的半身照片。20多年来，《知音》的封面都有一位封面女郎。名人的情感故事也在创刊号上出现，斯琴高娃的人生苦恼被娓娓道来，这也是《知音》坚守了20多年的选题；《一个离婚女子的痛苦呐喊》等人情、人性故事的出现，后来被《知音》做到了极致；《爱情天幕上一个颤抖的问号》等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标题，也奠定了《知音》未来标题制作的道路。

　　孙小琪认为：“几十年过来，《知音》人性美、人情美定位从来不变，只在自己认定的模式上精耕细作，这对品牌形成很关键。”

　　“创刊号的成功，也验证了我们提出的‘三深入’的正确性，因此，我们将‘三深入’确定为最主要的办刊思路，这么多年一直在坚持。”胡勋璧说：“没有对质量上的强大追求，不能当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我们不可能取得成功。”

　　一篇稿子就得了3.7万元稿酬

　　办刊如河，有顺流也有暗礁；办刊如路，有坦途也有坎坷。

　　从1987年年底开始，《知音》发行量遭遇滑铁卢：1988年最高月发行量跌到100万份以下，年平均月发行量只有80万份；1989年最高月发行量跌落到60万份，年平均月发行量只有49万份。

　　胡勋璧说，下跌的原因，一是遭遇竞争，大量文化生活类刊物创刊；二是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杂志涨价，影响了发行量，“但更主要的还是杂志本身不像过去那样受读者欢迎”。

　　当时大家都很焦虑，开始眼红别的刊物，如南方的《家庭》和北方的《女友》，前者以报道名人明星见长，后者注重文章和版面表现形式的新颖与活泼。

　　《知音》内部有人坐不住了，有的主张要走《家庭》的路，有的认为要像《女友》那样办刊。“但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的阵脚没有乱。一个刊物特色的形成，是经过长时间努力才得以不断强化和明确的，而且受到编辑、记者的工作经验、人才结构等条件的制约， 是其各方面优势的集中反映，如果我们不顾本刊实际，盲目地去模仿和学习别人，只能是邯郸学步， 陷入更困难的境地。”

　　胡勋璧认识到，《知音》发行量不断下滑，并不是编辑方针错了，“特色”上有问题，恰恰相反，是因为没有坚持好自己的特色，离普通读者远了。

　　于是，他在全体编辑会议上郑重提出： 坚持“三深入”的编辑方针不动摇。围绕突出“人情美、人性美”的特色，力争达到“篇篇可读、期期精彩”(后又调整为“期期有重点，篇篇是美文”)的质量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作出重大改革。

　　首先是严把审稿质量关。负责三审和二审的主编、副主编真正做到以质取稿。对外部的作者，彻底杜绝关系稿、人情稿上版面；对内部的编辑记者不搞平衡，不照顾情绪，谁的稿件质量好就上谁的稿件。主编、副主编带头去组织高质量的稿件，以身示范。

　　第二，改变现在大多数报刊社按版面或栏目分工的做法，编辑没有固定的栏目，可以采写和组织各个栏目的文稿，择优刊发，以此最大限度地保证发稿质量。

　　第三，对作者舍得进行感情投资。除了通过编辑出差、书信、电话与作者交流信息、密切联系外，对有突出贡献的作者，从1990年开始，每年都要召开一次作者笔会，所有费用均由杂志社承担，这一做法，也是大众刊物中实行得最早的。

　　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篇篇可读，期期精彩”逐步成为读者对《知音》的由衷评价，发行量稳步上升。1994年重新突破百万份大关，最高月发行量达到115万份；1995年第5期发行量达到140万份，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由于当时各大中城市都市类报纸纷纷创刊，纪实类稿件的争夺空前激烈。

　　为了争取到好稿件，从1997年开始，《知音》就实行了千字千元的高稿酬制度。

　　“我有个理念，就是要让作者享受刊物发展的成果，所以我们愿意出高价钱拿到好稿子。衡量好稿子的标准，首先是真实，二是独家，三是看影响力。”胡勋璧说，实行高稿酬制度，就是为了调动作者的积极性。

　　除了稿费，还有各种评奖，且奖金不菲。比如，《知音》的撰稿人徐向林的一篇稿件，月度奖金1万元，年度奖金两万元，加上稿费7000元，一篇稿子就获得了3.7万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胡勋璧曾去台湾地区交流，发现《知音》的稿酬比台湾地区的报刊都要高很多。

　　与此同时，笔会制度也在改进，写稿多、质量高的作者参加一级笔会，去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一级笔会作者写稿数量和质量稍逊的参加二级笔会，去新马泰等东南亚国家。每次每支队伍都去数十人。

　　重金之下是稿量的保障。雷一大说，“不说百里挑一，每期稿件十里挑一肯定是有的，真正做到了优中选优，精益求精。”

　　“我们扩张，但从不盲目扩张”

　　从1996年开始，《知音》发行量蹭蹭地往上涨，1996年年底达到200万份，1997年第5期达到280万份，1998年第9期发行量达到了320万份。而在同期，许多曾辉煌一时的刊物却稀里哗啦地倒下去了，曾经期发行量高达960万份的《大众电影》、曾经一刊风行的《青年一代》等逐渐式微。

　　随着发行量的突飞猛进，《知音》富了。为了让《知音》进一步做大做强，胡勋璧们想起了扩张之路，其中的一个思路就是“一业为主，多业发展；一刊为主，系列发展”。

　　“我们当时也认识到，单靠一本杂志，一年12期，要创造出太大的空间不大可能，所以我们决定展开更多布局”。胡勋璧说。

　　1996年8月，《知音》推出《知音·海外版》，创刊号发行量即达8万份，后来增长至50万份。

　　为了改变月刊周期太长的缺陷，1999年起，《知音》由月刊改为半月刊，分为上半月版和下半月版。

　　2000年11月和2001年3月，知音杂志社又创办了《打工》和《好日子》杂志。《打工》也分为上半月版和下半月版，有“小知音”之称，创刊第二年就实现了月发行量30万份，后又发展到50万份。

　　“我们虽然在扩张，但从来不盲目扩张。”胡勋璧说，“1999年改成半月刊的时候，我们在1998年做了大半年准备，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新招了很多人，多次试刊，改成旬刊也是一样的，都提前准备和培训了队伍。全国这么多刊物，像我们这样改成功的不多。我们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知音也在适时向期刊出版相关产业延伸，1996年，创办广告公司、发行公司、印务公司。2000年前后，在网络投资和教育投资热潮中，知音又投资兴办了知音网站和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这两个是知音的战略性投资项目。

　　胡勋璧说，知音的多元产业格局思路非常清晰，由四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是核心层，即品牌产品《知音》，第二个层次是从第一个层次延伸出来的知音系列刊报，第三个层次是与刊报出版密切相关的知音系列子公司，第四个层次是战略性投资项目。在胡勋璧看来，这种发挥品牌资源优势、通过品牌资源延伸来实现产业规模化经营的方式，可以大大降低投资风险和开发成本，实现低成本扩张，较快达到产业发展目标和效益预期，“基本上我们办一个成一个”。

　　在2000年后知音传媒集团的发展中，最耀眼的是《知音漫客》。仅用6年时间，这份创刊于2006年的期刊新锐就完成了从名不见经传到发行量“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跨越。《知音漫客》可谓是《知音》期刊阵容中的异数，因为它根本不针对成人世界办刊，而是面向90后。

　　说起办刊初衷，胡勋璧说，很简单，我也是动画爱好者，我女儿很小时，我就跟她一起看阿童木和一休，“小孩非常喜欢看动漫，读者群很庞大。后来我碰到《知音漫客》现在的主编李靖，他在这方面也有着敏锐的嗅觉，于是就创办了这本刊物。”

　　现在，基于《知音漫客》平台进行的多元开发，如图书出版、手机漫画、动画、游戏、在线商店，已经让知音传媒集团又多了一个产业集群。2011年，《知音漫客》的收入已超过《知音》杂志，利润率也与《知音》杂志相距不远。

　　“这等于再造了一本《知音》。”胡勋璧说。

　　如今，知音形成了以《知音》杂志为核心的期刊出版、广告经营、书刊发行、印刷制版、物业开发、网络媒体、动漫制作、高等职业教育等多元产业构成的产业格局，正准备进军资本市场。

　　随着知音传媒集团产业越来越大，办公地点先是搬到了水果湖高15层的知音大厦，2006年1月，又搬到了紧邻东湖的面积近百亩的新办公区。

　　沈有桥感叹说：“弹指一挥间，胡勋璧老总率我们在恶劣环境里孕育的《知音》，从一个五六个人的杂志创办出一个上千人的集团。我跟着他们从‘楼梯办公室’搬进了东湖路16号知音大厦，又从知音大厦搬到如今规模更大的新办公区，怎能不激动，怎能不感慨万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