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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接它，一个高中女生三年的所有试卷摞起来有2.41米高，比篮球明星姚明还要高小半个头；一所学校可以让大部份学生们坐在教室里打吊瓶，补充所谓的营养，堪称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高科技翻版；一个城市的交警大队和计程车司机可以全体总动员，把忘带证件或走错考场的考生一路绿灯送到考场……
人才「外流」 高校「生源危机」
前述场景来自6月刚刚结束的高考，对许多过来人而言并不陌生。似曾相识之外，一些改变正在发生，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改变。
以往「逆来顺受」的考生们，尤其是大城市的优等生们，开始主动放弃高考及被国内名校录取的机会，选择出国留学，这一「外流」比例正逐年攀升，到今年达到最高。
以上海几所名牌高中的高考情况为例：复旦附中今年共有300余位毕业生，其中，74人选择出国留学，比例超过20％；华东师大二附中400名学生中真正参加高考裸考仅130余人，其中，近40位同学陆续收到国外一流名校的录取通知书；在上外附中，也有30余名学生被哈佛、哥伦比亚、剑桥等世界一流名校录取。
尽管有教育家认为，大量优秀学生放弃高考，选择出国，是正常选择，并且20%的比例也没有达到「人才空心化」的警戒线。但不可否认，学生们「用脚投票」的事实说明，中国高等教育对于优秀学生的吸引力正在大幅下滑。
放弃高考，实际是放弃一种教育环境，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知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就不客气地指出，「假如国内高校还不反思问题，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走向破产、关门。」
有统计数据显示，在刚结束的中国高考中，除了报考人数连续4年下降，弃考也成为另一个关键字。自2009年至2012年，中国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的人数累计已经超过300万，接近4年报考总人数的一成。
弃考的群体主要有两类，一部份是越来越多的城市优等生们选择出国，另一部份的弃考生来自农村，算算大学成本账后，选择了放弃。
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是生源危机的另一个主因。到2020年，中国18岁到22岁年龄段人口将减少近4000万，加之生源「外流」加剧，中国大学如果不改变思路，不能给受教育者以更高的教育回报，就会被更多学生抛弃。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摇篮？
中国大学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被优秀人才抛弃？
这就要说到，目前中国教育与国外发达国家的教育相差最大的地方，就是没有真正把人才培养作为核心，无论教学还是科研，不是真正为人才培养服务。
反思中国高校自身的教育理念和制度，存在至少以下两大问题：
一是集体的功利主义心态。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就曾说，大学的问题，绝非仅仅是过于强调科研而忽视教学所导致的教育品质的滑坡，更重要的是面对各种各样的研究和竞争所产生的功利主义的心态。
这种功利主义的心态也许会带来学校的某些数据或者学校的规模等方面的增长，但其必然侵蚀大学的学术精神和社会责任。
具体表现譬如，一切向「适应市场需要」看，轻视人文，轻视对学生人格的完善和创造性的培养，导致学生综合素质得不到全面提升，教务人员学术视野短浅。如此培养出的人才，不能保持对所学领域的强烈兴趣，也就失去了在未来担当重要责任的能力。
一定程度而言，这种现象也与缺乏对于教育长远规划的「顶层设计」有关。教育市场有失灵的时候，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就应该拿出奖学金和鼓励政策，去调节社会需求，鼓励那些并不热门但对于民族或者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而言必不可少的研究。现在的情况则是，没有雪中送炭，全部是锦上添花。就算是技术成果跟日新月异，但重大基础性研究还是少有根本性突破。
在这种大气象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什么样的呢？用知名人文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最近一次在公开会议上讲话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千校一面」，在追求「一流大学」的喧哗声中，贪大求奢，甚至舍本逐末。
现在稍微有点名气的大学，就都要「与国际接轨」，不管国外那么多「轨」到底接哪个，怎么接。在一次汉学家大会上，就有一位担任主持的大学校长说，「我们也要办一流的汉学系」。这个口误相当能体现中国高等教育自信又自卑的心理，一方面确实钱包鼓了，能动用更多资源；另一方面，心理上还是跟别人亦步亦趋，缺乏自己的特点，缺乏自己的主张。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陈平原在反思大学精神的时候就说，「我们是否过于委曲求全，乃至丧失了自家立场与根基？」
另一方面说到独立，这不是什么新话。国学大师陈寅恪就早有关于教育的传世名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半个多世纪前，踌躇满志的胡适还任北大校长时，就提出过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设计方略《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于今看也具有深刻意义。
如何建立教育的「理想国」
改变现状，让愿意在国内好大学念书的青年人才们感觉大有光明，值得为之焚膏继晷，是今天高校和教育家们要面对的大问题。
每议及此，西南联大（1938年至1946年）的案例就总被提及。该所在民族危难之际临时组合的大学，是许多教育家心中的「理想国」：在庙宇或简易平房上课，教授住土坯农舍，入不敷出，需要典当家产养家餬口。但是，它在8年间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其培养的学生中涌现出了2个诺贝尔奖获得者、7个「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和172个中外籍院士。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教育需要这种理想主义的气质，同时对改革者来说，必须开始进行有力的行动，才不会一再延怠时机。
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突出症结，在于「行政化」和「衙门化」。「官僚思维」充斥，学术评价机制扭曲，凡事跟文件走，不考虑学术规律、自身传承等等，都是高校「官本位」的产物。
「去行政化」，这个口号喊了很多年，国家层面的表态也是有的。譬如201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跟网民网上交流时就说：「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同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明确提出，「要随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但「去行政化」的进程推不动，或者说很缓慢，与特色国情有很大关联。中国社会的特点是，几乎全社会都在行政级别的系统下运行。在这种情况下，把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了，学校和社会的交流，比如资源配置、人才交流、信息沟通等等就会出现问题。
举个例子来说，中国大学的图书馆要订港台的报刊就有规定，只有局级以上的大学才能订，不是局级以上的就不能订。如果取消行政级别，像订报这样的小事都会遇到障碍。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就是官本位社会，如果高校没有行政级别，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面对没有级别的大学，凡是愿意管的事情都可以管，而且很可能会按照行政部门对教育的理解来管，这会出更大的乱子。
谈到「去行政化」这个问题，首要理解的就是，行政级别并不必然导致行政化，真正的问题是「行政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所以高校面临的改革问题就像社会其它领域的改革一样，是个行政放权的问题，也就是权力平衡的问题。
高校外部需要行政部门向学校放权，高校内部需要行政部门向学术部门放权，也就是向师生放权。高校「去行政化」是大势所趋，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一改革的主导权在行政部门手里，就好比让一个人抓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改革就一定要有更高一级的部门来牵头，譬如由全国人大制定方案，由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来执行，并且需要与目前已启动的全国事业单位整体改革相配合，才有可能逐步推进，才不会发生停滞、反复甚至倒退。
最后应该说的是，不管哪项改革，经济领域、社会管理领域，或者是教育领域，往深处进行都一定是最终指向更本质的整体性改革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教育的问题，有社会风气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行政权力过度集中的社会体制的原因。
权力可以分配一切资源，学术资源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项。教授们崇慕官职，因为有权力才能有好待遇好前途，或者从务实的角度来说，也才能获得更优厚的科研资源。对即将毕业的学生们来说，一份公职之所以比热门职业还有吸引力，实质上也是因为社会中权力分配的极大不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