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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在中国一石激起千重浪的「吴英案」峰回路转：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消息称未核准吴英死刑，该案发回浙江高院重审，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80后姑娘吴英有望获得「免死牌」，从而从祭台上获拯救。
「吴英案」之所以长期占据舆论高地，其中一大要因便是该案背后所折射出的中国草根金融困局。长期以来，中国中小企业在夹缝中生长，经济和社会贡献最多，享受制度红利却最少，幷时常要窒息于国家金融垄断的制度之下。「吴英案」能否成为撬动草根金融阳光化和打破国家垄断金融的支点，对当下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有所触动，正成为舆论注视的焦点所在。然而，仅仅让吴英拿到「免死牌」还远远不够，中国草根金融如何从一片打压声中，杀出一条血路，同样获得「免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才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路向所在。
祭台上的悲情英雄？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吴英案」引发内地法学界巨大争议，幷成为舆论焦点，上至温总「两会」记者会，下至民营企业家圆桌会，该案所触发的话题热度非比寻常。
作为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吴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07年3月16日被捕，2009年12月18日，浙江金华市中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法院认为，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被告人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非法集资人民币77339.5万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426.5万元。今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二审宣判，裁定驳回被告人吴英的上诉，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
「吴英案」之所以激起舆论沸腾，在于其所涉嫌触犯的罪名「集资诈骗罪」是否该被治罪，是否罪该至死，以及「吴英案」背后所触及到的灰色地带以及隐藏的制度推手。
事实上，集资诈骗罪与民间金融借贷其间的联系可谓微妙，正常的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的界限幷非令人一目瞭然。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历史始终伴随民间融资的历程，而关于民间融资的合法性的争议，也几乎从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开始便已存在。
据媒体披露，1984年，温州就出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家「民间钱庄」，但是这个民间钱庄只存在一天，就被取缔。之后政府多次严厉打击「抬会」、「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等各种形式的地下金融网，但民间信贷从来没有彻底消失。
资料显示，在吴英案之外，从1995年至今，已有多人因非法集资案被判死刑，分别有长城公司沈太福非法集资案，江苏邓斌非法集资案，丽水杜丽敏非法集资诈骗案，台州王菊凤非法集资诈骗案，河南安阳刘洪飞非法集资案。2010年全年，仅浙江全省就共立非法集资类案件206起。
值得注意的是，内地虽对民间金融放开与进行立法监管的呼声一直不断，但相关的法律修改与制订工作却迟迟未能取得实际成效，一方面是默认其存在，一方面又是严刑打击，使得民间资本无所适从。而对这些「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却在客观上形成了维护现有垄断体系，维护国有金融体系利差所带来高额利润的现状。
由此观之，呼吁最高人民法院死刑覆核对吴英「刀下留人」的声音此起彼伏亦就不足为奇。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陈有西律师一针见血地指出，吴英案是基本事实错误和基本定性错误。更有法学家上书最高院，认为「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状，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
事实上，「吴英案」背后所投射的正是国家金融垄断的痼疾，公众对于垄断金融行业的诟病，透过「吴英案」达到了一种情绪宣泄，认为其是草根金融祭台上的悲情英雄。「吴英案」一石激起千层浪，折射出中国金融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草根民资野蛮生长？
吴英所在的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诞生地，这里至今仍是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资料显示，手握大量现金的温州商人，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民间资本游戏，从炒房、炒煤、炒黄金到炒棉、炒电、炒矿产，温州资本的身影几乎活跃在所有能够「赚快钱」的领域。2009年之后，温州迈入了盛况空前的「炒钱时代」，民间借贷成为最吸引资金的行当。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在2011年7月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中称，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60%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在舆论围绕「吴英案」激烈交锋之际，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的一番话引人深思：没有温州的民间金融，就没有温州的市场经济，也没有温州的企业家。其实没有温州的企业家，也就意味没有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就没有中国的企业家。
在金融垄断制度下，内地民间金融深层次问题丛生。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一直采用「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的垂直管理模式，国有银行在信贷市场的「大一统」窒息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信贷投放偏爱国有企业和极少数发展较好、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市场地位的民营企业，大量默默无闻的中小微企业无法得到银行信贷的支持，其持续经营能力每况愈下。
资料显示，内地大部份小微企业都存在贷款难、利率高的情况。目前全中国约99%的企业属小型民营企业，但他们获得的银行贷款总额去年只约达15万亿元，占中国银行100多万亿元金融总贷款额的15%。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显示，在温州，只有10%的企业能从正规金融系统获得融资，而有接近90%的企业需依赖民间借贷途径融资。
面对经常捉襟见肘的资金链，中小企业只有将目光投向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兴旺固然有追求高投资高风险回报的投机心理，但其客观上却为中小企业解决了大量的资金需求。
据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统计，内地银行系统之外的民间贷款规模达到3.8万亿元。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则发现，浙江全省的民间借贷规模已经超过1.5万亿元，全国达到3.7万亿元。
客观而言，民间金融违法案件如此高发，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对中小企业的扶助有限，对未确定性风险投资的不支持。在中国金融行业所形成的高度垄断的格局下，被称为「草根金融」的民间金融通常面临「堵多于疏」的命运。
周德文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局对草根金融「堵多于疏」，在于「国家有关部门怕大量民间资金影响现有金融机构的利益，大量民间资金介入，冲击金融秩序，这是顾虑，最大的阻力是金融机构被一些利益集团牢牢地控制，不愿新的机构进入，出现玻璃门、弹簧门」。
草根金融被打压所出现的后果则是有目共睹，一方面是出现民企老板集中跑路现象。这不仅制造了大量呆坏账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也令维系巨额民间借贷的信用体系濒临破产。《法人》杂志发布《2011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称：在企业家犯罪中，国企多贪腐，民企多诈骗。民企难以从银行贷款，只好民间借贷，借高利贷，如果撞上了冰山，就成了诈骗。温州老板的跑路，就是因为资金链断裂，搞不到新的贷款，也还不起之前背上的高利贷。另一方面，民间资本十分充足，却找不到合适的投资管道，大量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催生泡沫，导致房地产等行业乱象丛生。
在行政管制与市场经济幷行的体制下，内地民间金融处于典型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境地，北大教授张维迎认为，「吴英案」体现了中国市场经济至少还要200年才能实现。
如今对于民间金融阳光化的呼声，已成为社会共识。有专家表示，当前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体制，中国的金融行业如果能放开来，让民营资本进入，民营企业家也能开银行，中国就不会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不会再有「吴英案」的前仆后继。民间资本宜疏不宜堵，简单用围追堵截的方式只会伤及中小企业血脉筋骨，扼杀其活力，瓦解其盈利能力，金融体系多元化势在必行。
温州金融浴火重生？
事实上，作为民间资本聚集地，温州等地的民间金融一直存在，且规模惊人。民间投资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也已大量出现，但温州幷没有产生一个全国性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的机构，几十年来「游击队」始终未升级成「正规军」。有观点认为，这和长期以来，温州民间金融缺乏阳光化的政策和积极的引导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温州面临的困局，表面上是高利率的乱象，事实上和温州实业的萎缩，以及长期以来金融业开放进程止步不前有莫大的关系。
上面管得越多越死，下面就会越活越乱，「吴英案」所投射的金融垄断的阴影已引起内地高层的反思。总理温家宝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便对吴英案作出了这样的总结：第一，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作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第二，对于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我们应该引导、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使其规范化、公开化，既鼓励发展，又加强监管。」
在「两会」闭幕半个月之后的3月28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批准实施《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正式启动。
温州金融试验区合法启航，明确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这两项改革将促使民间金融阳光化、合法化、规范化，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从温州金融改革12项主要任务亦可看出，改革方案的主要突破是明确将民间金融纳入主流融资体系。这意味长期处于「地下状态」暗流涌动的民间资本，有望走出阴影，开启阳光化之路。2009年以来，大量在外的温州资本回归温州，2010年银行存款余额突破7600百亿，金融改革试验区能引领更多的温州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从而更好的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改革可将大量闲置的多余的资金通过金融的平台集中起来，从而支持实业的发展。
财经专家叶檀便认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目标有二：一是民间金融阳光化，使实体经济与民间资金对接；二是民间金融规范化，摆脱目前四处泛滥、监管乏力甚至无人监管的现状。
面对现行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温州金融改革能否「杀开一条血路」，将是这个温州能否浴火重生的先决条件。事实上，民间借贷问题，绝非温州一地的问题，因民间借贷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沿海其他地方甚至河南、内蒙古等内地也已经显现。温州金融改革实在为全国范围内的金融改革探路。
有媒体殷切指出，目前，中国的金融业状况不错，改革的风险和成本都可控，从改革的时机而言，现在应该是中国金融推动重大改革最好的时间视窗，无论是民间金融的合法化，还是民间资本进入国有金融机构，以及利率市场化，都已具备了启动的条件。一旦错过这最佳的时间视窗，未来改革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事实上，当下中国的金融改革，可谓千头万绪，打破金融垄断的问题，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以及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问题，都迫在眉睫，绝无时间拖延。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此次试验暂未涉及更深的制度层面的变革，幷无纲举目张，也没有涉及小微金融机构的融资与控股权等关键激励机制的改革。
叶檀认为，温州试验是一个风向标，试验的成功将为中国民间金融的阳光化、规范化树立标杆，进而解决中国资金效率低下、草根金融艰难的困局。温州试验失败，非温州一地之祸；成功，也绝非温州一地之幸。客观而言，温州试点只是开了一扇窗，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等更重要的任务还横亘其前，要想在吴英拿到「免死牌」之后，内地草根金融也能浴火重生，内地金融改革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