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转行纪录片导演两获金马奖 探究人性敬畏人性

记者转行纪录片导演两获金马奖 探求人性敬畏人道--传媒--人平易近网 原题目：纪录片能提示人们这个世界能够还有另一种解读方式 周浩。贵阳人，广州纪录片导演，曾供职贵州机械设计院，1992年转行进入媒体成为记者，1999年离开广州，2002年转行拍纪录片，成为导演。继作品《棉花》获客岁台湾电影金马奖后，往年再凭作品《大同》斩获又一座金马。 两度斩获金马奖的“记者型”纪录片导演周浩： 昨天，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揭晓，广州纪录片导演周浩凭《大同》二度斩获最佳纪录片奖。 去年，周浩到了金马奖现场领奖。本年，他放置了去北京拍片的任务。无论能否得奖，他都不筹算呈现在现场，“挺想听掌声的，但我通知我本人，究竟什么是我要的东西，我应该离它（声誉）略微远一点，不该该过量陷溺这样的事情。” 他决心和奖项连结着一个稳妥的间隔，“有奖固然挺好的。我主冲要金马的奖金去的，三四万块钱，得奖会对我前面的拍摄有帮忙，这是一个功利的时代，有这样的东西，会受害。”这当然搀杂着打趣的意味，以他此刻的名望，筹钱拍片子并不会特殊艰巨。至于他自己的支出，“我也犯不着去发家”。 从记者转行至纪录片导演，他曾在分歧的采访中诠释过这个选择，“这是一个很合适记者做的一个行当。因为记者对社会的了解，跟人打交道的方式，和社会各阶级的融会才能，其实记者据有很大优势。”、“媒体的义务是让这个世界的人能更好地停止沟通，为我们持续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找到按照和理由。”、“其实我们就是对人出格有爱好，对其别人的生活方式有乐趣，然后我们入手下手介入别人的生活，然后也把我们所履历的故事，拿出来跟大师一路分享，就是所谓的做这么一件工作，以纪录片之名。” 拍纪录片，也是周浩与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他以镜头凝望中国社会的每个纤细节点，他拍过工人、农人、大夫、警察、毒贩、高考生、官员，用陈说句的质感，为板结在矛盾中间的个体，出现他们在这个大时期里的朴拙脸孔。 记者型的纪录片建造者 47岁的周浩是贵阳人，1992年进入媒体，1999年离开广州。2001年伊拉克和平前，他和同事被派到巴格达，是那时独一在巴格达的中国纸媒记者。翌年周浩转行拍起了纪录片。 在媒体做了十年摄影记者，分开是因为“这些人和物只是摄影师的东西，自身跟被拍摄者之间并没有发作更深条理的交换。”拍纪录片，让他用自己的体式格局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不需求对任何机构交接，充溢快感”。 他不认可自己有先天，并评价本身“智商也不高”。虽然童贞作《厚街》被喻为罕有的真实反应中国农民工生活近况的力作，并于2003年获“云之南人类学影象展”黑陶奖（最好新人奖）、2004年当选“2004上海国际双年展”、2006年当选“广州国际三年展”；2006年，第二部作品《高三》获喷鼻港国际片子节最佳纪录片人性奖。 他说，自己拍纪录片是“混出去的”。跨行后，欧美艳星，周浩一直保有记者独有的警戒感甚至不适感，乃至还被人称作记者型导演。做《厚街》时，他分外恶感签名“导演：周浩”，改成署“制造：周浩”，“这是生活天然流出来的器材啊，怎样我会是导演呢？” 长于沟通的寡言者 拍摄《棉花》时，周浩跟着河南小媳妇延威坐了58小时的火车去新疆。列车里拥堵不胜，硬座底下也躺满了人，轻盈的延威则爬上了行李架。周浩将镜头瞄准了她。也许觉得姿式不雅观，延威连连闪避。“也让你老公看看你有多辛劳啊。”周浩劝完，延威便不再坚持。 周浩话不多，也不算蔼然可亲，甚至给人某种间隔感。但他认为，和此外纪录片导演比拟，自己的长处是擅长沟通??不是言语层面，而是基于对人性、人心巴望的理解。没有人喜好孤傲，“我们赏罚同类，就是把他关进监狱。监狱不愁吃、不愁穿，但人人都怕进监狱，就是由于怕跟这个世界落空联络。他人为什么不让你拍？是怕对他有影响。不睬解、曲解，肆意地解读他。当你把这个消弭，问题就解决了”。 真其实于“混沌” 刚起头拍片时，周浩寻求纪录片的“客观真实”。后来他发现，“一切的真实都是导演架构出来的。”第二部片子《高三》，有观众问他，为何片子里的孩子都不看镜头？“很复杂，我把看镜头的部门剪掉了啊”。 他自问，“剪掉了看镜头的镜头，我显现的是真实吗？祖师爷通知我，应当像墙头的苍蝇一样仰望众生，像上帝一样不要去影响别人的正常生活，只需静静旁观就好了。这是掩耳盗铃的，怎样可能一个开麦拉对他人的生活没有影响，这种影响是永久都存在的。” 拍片时，十之八九被人谢绝，拍到的只是十之一二，“这十之一二，按抽样样原本看，能否具有代表性？跟真实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他堕入猜疑，“片子里的世界是我构建出来的世界，只是用真实的元素、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来构建我对这个世界的观点，它跟真实世界之间一定是有很大差别性”。 多年后，一个德国汉学家Ackermann筹谋在欧洲做一个中国的艺术展，周浩问了一个成绩：经由过程这个展览，你想告诉看过这个展览的欧洲人甚么？Ackermann答：“就两个字，浑沌。”随后注释，“欧洲人对中国的见地其实已有一些固化，我但愿他们看到这个展览后，对中国的概念恍惚起来，他不再那么一定别人所告诉他的阿谁中国，他开端用自己的办法来想象这个国度。” 周浩找到了“拍纪录片的意义地点”。 巴别塔的救赎 传说，人类构筑巴别通天塔，要挟到上帝的威严。因而，上帝弄乱人类的说话，令人群之间不能沟通，从这人类堕入抵触和混战。 在周浩看来，纪录片，或许能饰演巴别塔的救赎。“这个世界布满和平、胶葛、抵触，包罗比来产生在巴黎的事情。归根究竟是人群跟人群之间的不领会，或我底子不肯意去听你说什么，这是现今这个世界最糟的问题。”周浩觉得，纪录片就是“增添人们思惟的维度，晓得这个世界本来还能够有别的一种解读方式”。 例如作品《差馆》。有观众质疑不真实，因为“没看到警察打人”。“我当然供认警察会打人，但打人并不是警员的标签。若是你看见一个警察就觉得他会打人的话，是激烈的个人成见。干吗要用一个标签去看一个群落呢？” 假如纪录片能让观众回过甚来反思，“思疑自己的这类形式是不是是准确的，对待事情最先混沌起来，不再对峙之前的见解的话，这个世界可能驯良起来”。 周浩觉得，“每一个集体，就是每个集体。我们犯不着给一个个关心上标签。纪录片假如能让人对这个世界的观念混沌起来，目标就到达了”。 不预设成果，不妥天主 有人说，做记载片的人，片子拍好就走了，去拿奖了，但被拍摄的人的命运却没有获得任何改变。 “有一类纪录片片末必然有落笔，有处理方式。其实这品种型的比重在纪录片中很少，因为你在替不雅众思虑，想扮演上帝的脚色。” 周浩隐讳被拍摄的人的生活因自己的片子而发作改动，“我并不想成为某个群落的代言人或救星，而且你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的救星？”他觉得自己的片子会对这个社会有所作用，“但详细能施展什么作用，我不会事后预判、等候。就像《高三》，我不敢妄图它对高考轨制有影响，但肯定起了某种感化，不会是压服骆驼的最初一根稻草，但一定有阐扬作用”。 对周浩而言，他置信自己的片子“在为这个社会极力，酿成人和人之间沟通的桥梁，至于能起到什么作用不是我能掌控的，我能做到的只是把片子用我的体例表达出来。” 对片中人物的命运，周浩有时会参与，可是“想改变别人的诡计有时辰很是惨白有力，并非你想改变他人就可以改动。每团体都有本人的命数，有时候你只需要你静静地站在旁边看就好。而且光荣的是，他还许可你站在旁边看，这就够了”。 周浩VS广州 1.用一本书来表达你对广州的看法。 广州容纳大度，没觉得那本书能归纳综合，一两句话很难表达。 2.留在广州的来由。 广州自在，可以穿戴拖鞋上街，宽容、饮食又好，固然半年气候酷热，但半年天色暖和潮湿安闲。 3.广州对你的影响。 广州自在的形态，也许是中国最自由的城市，包涵性很大。 4.广州最美的时辰。 冬季。 5.不消任务时，在广州最常去的处所。 去各类小街冷巷吃器械。 探求人性敬畏兽性 做了这么多纪录片，也拿了这么多奖，失掉了这么多肯定，周浩不但没有感觉自己有多牛，反而对世界和人更加畏敬，“比以前更不寒而栗地去处置惩罚跟人的关系。由于晓得，每个个别就是每一个个体”。 周浩说，自己的底色一直是记者，对人有猎奇，“对人的不成捉摸性还是蛮沉迷的。”例如拍摄《龙哥》时，龙哥对他说的话，十句外面有八句是谎话，但他并不介怀，“当你碰到一个不扯谎的龙哥，还是真实的他吗？龙哥的真实状况，就是假话，这是他的常态，他的保存方式。他在棍骗你的时候，就是你去摸索、去了解这小我最好的时分。” “好比吸毒的人，很容易在一个单元时候内出现人性的两面，拍这种人的时候，你会对人性认识更多。”周浩真想探讨的还是人，“不管是工人、农民、毒贩照样官员、差人、医生，职业不是最主要的。就像《棉花》，就是借棉花说通俗人的故事。” “愿意置信人本善” 看过《龙哥》的人城市被震到。这不是所谓的福寿膏风险教育片，而是出现了毒贩的人生。在周浩的镜头下，毒贩龙哥吸毒、贩毒，戒毒、复吸，盗窃、跟女友纠缠。每次和龙哥碰头，周浩都邑带上200元“救助费”。 线索最后来自报纸。“看见一则通栏动静，说广州同德围有个烂尾楼，楼里有良多吸毒的人。去了很屡次，熟悉了龙哥，他们发现我每次来就是看看，没有歹意，我的介入不会对他们有损伤或影响，就情愿交流。” 跟龙哥“一复生二回熟”，片子从2004年拍到2006年。两年中，龙哥经常掉踪，“只要他找我，我找不到他。他找我，我就拍上去，一切素材量不外15小时。” 2006年，龙哥在瑞丽携带680克海洛因，被判死缓。 虽然龙哥关在悠远的昆明，《龙哥》也已成片，但周浩跟龙哥的关系并没有竣事，甚至至死才干方休，“一看来自昆明的德律风，就是他。有时刻酬酢，有时候会给他钱，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给他钱了，在监狱里照旧有一些花消。我变成了他跟内部世界独一的有用联络。” 龙哥的入狱告诉书也是寄给了周浩。关于自己跟龙哥的关系，周浩说“没法界说，说不清晰，理不大白”，但能必定的是，“我们俩之间非论谁先死，这种联系是割舍不竭的”。 他不能堵截跟龙哥的联系，“当你变成另外一团体的依靠，钱又不是酞多，他也不是厚颜无耻的人，他以为这么多年的冤家就是我，但我未必认为我们之间是同伙，就是一种关系，别去定义它，也别去描写它”。 和一个偷抢拐骗的毒贩如斯交往，周浩以为，“会担忧，但仍是觉得他是一个有底线的人，或情愿相信人本善，他并不是一个损失兽性的人。” 在底线边沿行走 拍摄龙哥的时候，“他那末多入室偷窃，我很猎奇，其时问自己好久：要不要随着他拍一次？”周浩问过许多朋侪，伴侣都说别去。斟酌再三后，他没有跟。 底线的掌握，是周浩拍片无可躲避的成绩。 《书记》记实了固始县委书记郭永昌在离职前3个月内发生的故事。此中一个细节，书纪要求周浩先出去。周浩人虽然出去了，摄像机画面也关了，但灌音没关??于是录下了书记拿出一笔笔钱，跟助手说，等他调任走了，钱要别离退还给谁谁谁。 这算违犯拍摄对象对自己的信赖吗？“事先（录音）是下认识的举措，记者身世的人，老是想拿到一点料，但真拿到的时分，就会想我要怎样处置”。最后，《书记》没有利用这些素材。 “最难掌控的就是这种，由于其实不进展片子变成一个呈堂证供，让被采访人是以遭到另外待遇，这是一个底线问题。假如放上去，片子会加倍有所谓的震动力，但这不是我追求的工具。做纪录片很纷歧样，会安然平静一点。你会知道，他是人，你也是人，他有的错误谬误你也有，干嘛用一个圣人的尺度去要求别人？这个世界的最大不协调或矛盾，就是我们永远‘严于待人宽于待己’，对别人永远都是刻薄的要求。” 直到郭永昌2009年因其他事情进了监狱，周浩从头剪辑《书记》，才将这个片断放了出来。“当他出来（牢狱）后才决议放出来。并且我不觉得这是他的污点。作为官员，别人来行贿，这是他生态的一部份，有的人是丢了钱就跑失落了，你总要处置这些钱。我没有骗观众，官员的生态就是这样的。我做片子不是为了揭穿什么，而是让人群之间有一个更好的沟通，其实仕进员也是很不轻易的一件事情，早七八年以前的官员，一些中央生态就是如许的”。 背负原罪的拷问者 “历来没有人告诉你，底线在哪里、什么中央是底。只能凭感受去做。而且这个世界自己就是模糊的，不长短此即彼、非黑即白。历来都没有人告知我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合错误，但你能不克不及过自己那关？” “底线，其实是自己找的一个均衡点，于是就能够苟且地在世。”周浩说，做纪录片需求壮大的心里，并以此去背负纪录片的原罪：“纪录片其实是违反人性的。我们总是想把那些被人遗忘的或尽力粉饰的，揭露出来。这跟人的赋性是背叛的。人活着就是要有选择的遗忘，健忘不应记得的事情，在遗忘中才会有勇气活下去。而纪录片是与此对峙的，必定有所犯讳，这就是纪录片的原罪。所以，更需要分寸，不危险别人，这很坚苦，也是底线。” 他常告诉旧事学院的先生，“灾害发生，你救人还是摄影片，实际上是个悖论，没有谁对谁错，没有独一的处理方案。你能作的，就是在现场凭直觉作出选择，选择后不要为自己没有作出另外一种选择尔后悔。最初不是别人评述你，而是你自己能不能过自己这一关的问题。救人了，就别悔怨没拍照片；拍照片了，也别忏悔有救人。” （记者 蒋隽） 相干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