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侠在欧洲华文文学中的定位（一）

海芬心语

赵淑侠在欧洲华文文学中的定位


很多文学界的朋友曾说一句话，〔赵淑侠在发言中总是讚美别人，尤其是欧华作协的文友。却听不到她谈自己。〕。我从未认真的去想这句话有多少真实性，因觉得即使确实如此，也是正常而应该的。看别人是客观，说自己是主观，完全主观的论调未必尽然，何况自说自话式的自我褒贬，对我这个在某些方面还相当保守的人来说，实在不习惯。但在欧华二十年生日的今天，文友们都认为我不应回避说说自已，因为：〔欧华文学从无到有，由荒漠演变到今天的欣欣向荣，整整五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与欧洲华文文学史有关，你曾亲历，请写下来，讓后来的人能看到最直接，最真实的资料。〕

这话有道理，我曾做过，看过些什么？似乎有责任说出来，至于做得对错好坏，自身难以评断。要交给研究学者们去谈论。

差不多人人知道，我是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美术设计师。那时工作得心应手，薪资优厚，但我并不快乐：原以为艺术与文学在我心里占有同等的地位，当真正每天与颜色为伍，从事美术设计时，才体会到，文学对于我是流在血液里的东西，永远不可能相忘，就像过去那些年从来不曾忘记过一样。

那时真的很矛盾，虽然公司给了种种便利，譬如为了不妨碍照顾孩子，允许我在家里工作，设计图案做好，派人来取，并涨薪资。却仍稳不住我的心：回归文学的意念已在我脑中鼓动了很久，难的是缺乏放下手上那只画笔的决心。犹犹豫豫的拖了好几年，直到１９７２，把心一横，将一切作画用物，纸张，白绸，颜料等等，都分送给同事们。终于停止了美术设计工作，回归到我少年时代就想走的文学路上。

在海外多年，见闻勉强算得广博，心中感慨尤深，可写的题材甚多。一般涉及到我的文评，多认为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是〔我们的歌〕。其实不是的，我的第一个长篇创作是〔落第〕，而且在所有的短篇小说之前。〔落第〕的前身〔韶华不为少年留〕，是我专业创作开始的的第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中我选择了以青少年问题为经，家庭伦理为纬。青少年问题一直是我关注的，我想用小说的的型式，让青少年读者看到：人的一生节节相连，像是一盘棋子，一步走错可能满盘皆错，一个小小的单元事件，说不定会扩大到影响人的一生。 写〔韶华不为少年留〕用了近两年时间。内容是通过一个爱情故事，描写青少年的家庭教育的弊端，以及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和人性的愚昧。写完便毛遂自荐的寄给台湾一家文艺刊物。结果是如石沉大海，连封信都没回。几个月后，却见〔韶华不为少年留〕中的一些情节与对话，陆续出现在一位与那刊物渊源甚深的，专写流行小说的女作家的新连载的小说中。

这个打击对我够大，也让我震惊于文艺圈的黑暗：一个与文学界没有任何渊源，也没有文坛显赫人物推介，又无任何文学派系可属的新手、仅凭自己的努力就想登上文坛，竟是如此艰难。那时不懂做复印，五十万几字手写原稿全握在对方手里，对方有名，自己无名，作品被剽窃，连说理的可能都没有。后来我辗转托人去问那稿子下落，由我妹妹赵淑敏给取了回来，使它避免被当成废纸丢进字纸篓的命运。已经是十个月之后。 这时我的创作热情，非写不可的意志，已不是任何挫折能打倒的，长篇不行，就写短篇。胸中块垒太多，题材俯拾皆是，第一个短篇是〔王博士的巴黎假期〕，寄到台湾的中华日报副刊，主编蔡文甫先生很快的在〔中华副刊〕上给发表，并回信说欢迎我继续投稿。

从那时起连续二十年，我的笔便没停过。〔当我们年轻时〕〔西窗一夜雨〕〔赛纳河之王〕〔庞提老爹的新屋〕〔异国之夜〕等二十个描写海外形形色色中国人悲喜的短篇小说，和多篇叙述异国生活和见闻的散文，先后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和美国、不同报纸的副刊上发表，很受到读者的欢迎。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是〔西窗一夜雨〕（1976年，台湾道声出版社）、第一本散文集是〔紫枫园随笔〕。接著〔中央日报〕副刊主编邀我写长篇小说，于是我就动笔写〔我们的歌〕。      

写〔我们的歌〕时，正值日本人侵略钓鱼台，台湾的留学生发起〔保钓运动〕之后不久。我虽没有参加运动，但心情激越而悲哀，不禁想起童年时所见的战争可怕经验，我的忧患意识浓得化不开，民族思想很被启发，所以写〔我们的歌〕时，我凭积的是自然而真诚的感情，未刻意雕琢，避免咬文嚼字，只想凭著一腔真情，用合乎小说型式的组合，及典雅的文字，写这样一本书。我是这么急切的想把我的思想传达给读者。内容是描写一群远在异国生活的海外华人知识份子，他们的忧患、彷徨、辛酸、痛苦与欢乐、成功与失败，迷失与挣扎。扬扬洒洒的写了六十万字。

小说写到三分之一时，我将文稿寄给〔中央日报〕副刊的夏铁肩先生，得到他的激赏，和报社内几位相关人士商量后，他们决定打破长篇不得超过３０万字，和未看全稿就登载的先例，随即在〔中副〕连载刊登，从１９７９年４月初到１９８０。连载一年多的时间里，读者回响之强烈，激起的震荡与共鸣，是我意料所未及的。在登载《我们的歌》的同时，我把长篇《韶华不为少年留》重写了一遍：前半部只是动动小手术，后半部则是重新改写，并易名《落第》，由台湾《文坛》月刊和新加坡《南洋商报》连载。 １９８０年〔我们的歌〕单行本在台湾出版并行销海外，是当时畅销书的首位。那时大陆正开始改革开放，北京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于1983年出版〔我们的歌〕简体字版，反应良好，接著又给出版小说《落第》《西窗一夜雨》﹑《当我们年轻时》。散文集〔紫枫园随笔〕《异乡情怀》﹑《海内存知己》等。很受读者青睐。在那个两岸文学交流尚不畅通，一般读者对海外华文作家并不熟习的年代，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口气给我出版七八本书，不能不说是带点冒险性的大手笔。我至今对他们充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