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均收入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小五

      昨天，由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的首届中国转型发展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今后，这项国家级经济论坛将落户浙江，每年举办一次。　　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国务院智囊团中的经济专家、来自国内一流院校的经济学家、县市一把手、浙江民企老板、外地浙江商会负责人……与会的各界经济界人士分析经济现状，谈中国和浙江经济的未来，“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热词被频繁提及，如何规避南美、东南亚众多国家面临的发展怪圈，实现经济的顺利转型和升级，成为论坛的焦点。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说的是一个国家告别贫困，快速奔向人均收入中等水平，此间因快速发展集聚的矛盾集中爆发，刺激经济持续奔跑的后劲缺失，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比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早在30多年前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原地踏步多年，难见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李强(浙江省委副书记)：
　　浙江要继续放权
　　李强在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说，浙江的人均GDP已超过9000美元，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过去30年，浙江经济之所以跑在全国前列，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无为而治”，在全国率先放松了对民营经济的管制，放水养鱼，靠体制优势实现经济快跑。如今这种体制优势已消失殆尽，政府应主动出招，为企业创造更优的发展环境。
　　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浙江已3次清理审批事项，如今政府的审批事项已减少了3/4。扩权强县改革也已经进行了5轮，每一轮改革，都向县级政府下放一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仅最近一次放权，就一次性把400多项审批权交到县级政府手中。
　　李学忠(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
　　房价高吃饭贵阻人才投奔
　　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如今面临着四大难题。一是融资难，融资贵，调研结果显示，浙江企业今年的融资成本比去年并没有明显下降；二是政府对产业项目审批的效率比较低，一个项目等待上马的时间长；三是商务成本高，其中尤其是物流成本，不仅价格高，还效率低下；四是企业主普遍反映税赋过重，还应继续结构性减税。
　　近年来，浙江生活成本攀升，导致人才难留住。有企业到广东东莞去挖人，有人宁肯拿东莞30万的年薪，也不要浙江的百万年薪。一是房价偏高，二是吃个饭也不便宜。在东莞请一桌人吃饭，花个四五百元已吃得体面，而在浙江经济较发达的县市，花费千元吃不到多少东西。
　　谭建荣(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
　　中国造个小插座都不如西方
　　浙江的企业家们不是不想转型，他们心中最大的疑问是转型转向何方？
　　与德国、日本、美国等老牌的制造业大国一样，中国也已跻身制造业大国行列，但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的内涵和他们大不同，老牌制造业大国手中都掌握着高端产品的核心技术，而中国核心技术很少，这样的制造业大国只能大量消耗资源，中国每造就万元GDP的能耗是西方国家的5-6倍。
　　就拿一个小小的插座来说，发达国家的插座生产标准里有条规定，小孩子不能玩电，这个插座凭小孩的力气插不进，但中国的插座标准里就没有这一条。
　　我认为，温州跑路的老板中，大多数都没有核心技术，他们只能做几件普通产品，你能做，我也能做。
　　辜胜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浙商是中国经济转型主力军
　　经济转型升级，我们面临着中小企业生与死的选择，在升级中，部分中小企业不可避免被淘汰，但如果中小企业死得太多，不可避免将影响就业，影响社会稳定。
　　实体经济升级，最令人忧心的状况是“旧的已去，新的还没来”。比如温州曾引以为傲的打火机产业，巅峰时拥有几千家工厂，产量占据全球市场的八九成，如今这些打火机厂有效开工的不过十多家。腾笼换鸟，温州的笼子已腾了出来，如果不能马上找到高端的鸟儿，产业就会空心。
　　创新是拯救实体经济的出路，而中国眼下的创新环境不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蛋糕在各个产业间的分配极不合理：大批中小企业在“红海”(经济术语，指竞争相当激烈的市场)中挣扎，利润压缩得比刀锋还薄；而垄断行业利润高得惊人，有些银行家年薪高到了不好意思说。
　　近两年，我去过中国60多个地级城市，看到当地最活跃的商人都是浙商。因而，中国经济此番转型升级，我最关注浙江和广东，他们是转型升级的主力军。
　　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中国的蓝领工人何在？
　　有人预计，2015年中国的劳动人口达到巅峰，此后将逐年下降，其实在一些东部发达省市，劳动力总量已在下降。国家规定女性55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我在上海做过一个调研，50岁以上的女性仍在坚持工作的只有11%，男性只占37%。独生子女已成为新兴劳动者的主力，但受制于传统就业观，独生子女们一窝蜂地涌向大学，将来谁来做蓝领工人？
　　当今世界上最年轻的工业国，工业之路都走了百年以上，而我们不过走了三五十年，中国千万不能把制造业赶出去，只有把钱扔到有潜力的实体经济手中，中国的经济才有希望。
（浙江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