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惠莉：一个女兵的经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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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龙山的见识和磨炼

  

我们到时，这里已建有两座大“朗高”，所以说是大“朗高”，因为它和我们非法隐藏的“朗高”比，是大得多了。我们是被安排在一间比较靠里边的大“朗高”，那“朗高”显然是为了安置我们这批刚到的人员，是刚建成的。“朗高”是用大致上同樣大小的樹木棍，以藤扎成的。由于地势关系,“朗高”建得老高的，我得好吃力才爬得上,所以上下很不方便。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这“朗高”的铺面是用小树扎成的，那些小树大大小小，弯弯扭扭,极为不平，对我们背部的骨骼和肌肤带来了威胁。要休息时，东摸摸,西摸摸,没个适当处可铺平身躯。太困了，管不了那么多,挨痛睡觉也得去找周公。

   

我们这一批到之前，老余他们已在一个月之前先到这乌龙山来运粮了，所以我们有粮食吃。但仅仅在这开头的第一站,我们就开始尝到‘吃’的苦头了。在我的印象中，不知是那些新兵剛在學煮飯，煮得那些饭不好吃，粥不像粥，饭不像饭，有时是夹生饭，而且没有什么菜，只有黄瓜和酸茄（伊班茄）,还是水煮的,又没什么油，斋得很。吃了有两星期吧，肚子很快饿，嘴巴又很酸涩。我活了十几二十岁,还未曾面对吃方面的考验,我虽然不愿意,但却必须面对,因要当兵呀！

   

我们到达后，三民（吴松美）他们又陆陆续续的到了，在乌龙山,我们不会做什么事，就是煮饭也不会，你看那几个“广东妹”像红霞、海燕、志战等有在那帮忙煮饭，但煮的饭却难咽的很。我们则在缝军衣的钮扣，还有缝吊带，那是用钻针钻，牛筋线缝，手指头可吃力了。还有就是站岗，晚上轮流站岗。当时有几个女的在“车”军备，是在另一个点车（用縫紉機來縫，就叫做“車”），那是在乌扎（林其清）的点，相信还有思英（蔡美英）和小李都在那。据他们说,赶军备是硬活儿，他们赶到手经常被车针插到，听老洪表扬她们，我心里油然敬佩，因我什么也不会呀。又听说思英(蔡美英)还会文娱，会跳《纺棉花》“太阳出来磨盘大……纺呀纺呀…”这个讯息我最专注听，也最有反应了，因我太爱文娱了，只可惜没机会见面，我只把这一情节长长久久的藏住心里。

   

我到乌龙山之前，老洪（洪楚庭）和铁军（邱亞陶）他们都已先到。不知是到后的第几个晚上，我们就聚集开会，那时才知道，原来老洪是我们拉浪江地区的最高负责人，而铁军则是民族工作主要干部之一，而某人、某某是什么，什么的。在会上我们40位新兵，也都取了新的名字，很多朋友们的名字都很有激励性，你看有学群（洪楚廷)、铁军(邱亚陶)、詩巫市委方明（沈澤珠）、廣東芭的必公（江先发）、尚武（莫容光）、小梅、曾忠(曾记明)、明思（刘海金）、成明、海燕（江先妹）、雪梅、志戰、東方紅、紅霞、毛突實、海峰（莫火仙）加帛的伍樂（許保祥）、猛衝，興化芭的練紅（林学义）、敢斗（卓天佑）、明那丹的坚持（杨如川）、詩巫的求實（余清祿）、東兵（余清壽）、志钢(刘华邦）、堅強（張孔和）、老大（盧文明）、烏也路的三明（吳松美）、潔心（鄭珠英）、貫長虹（張良卿）、彤光(張公泰)，泗里街的火苗（詹木禹）、向阳（姚银花）、海松（黄永华）、海星、曙光（張和鴻）、毛利Muahari（乌榜Ubong Ak Nuing)、李風Ribut（Imbat Ak Akam）等,而我就取了丹心（洪惠莉）,因小资产家庭出身的我，不易心红,故取此名，以自我激励之。

那以后晚上就有了开会和学习的活动，我过去的小组学习，组员最多只有3个,少的时后只有2个人,现在这大组的活动,使我大开眼界，而他们一般比我大，我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其中还有曙光(张和鸿)、东兵（余清寿）、雪梅（江金带）、求实和我同岁。我沉浸在集体的紧张而有秩序生活里,努力认识新事物，吸收新知识，当然也顾虑着，自己的水准跟不上集体的要求。其实,对我来说,我是面对着空前的考验，一切的生活起居都面对着新的冲激，不进则退,我兢兢业业，虽然心里有苦恼，身受有磨炼，但新的事物，集体的力量也激励着我,使我使劲的顶着。

   

我们在“乌龙山”聚集，是要上边区的，因此得等边区的战友来接应我们，带我们上边区。

   

8月17日，老温等一批边区的战友到来。据老温说，他们是先到乌扎（林其清）的点，然后由乌扎带着来。来的人员是一个加强队，共18位。指挥人员是叶子华（江先枋）和杨会强（温贤定、老溫）中队长。加強隊隊員有：少華、小明、天來、明友、吳昊（吳雲宜）、安西（余清勇）、天善、德興（吳華松）、益利（蔡少祥）、華聯（蔡安明）、紀平（蔡家布）、陳華、敢明、巴樂、偉雄、光明、南章 。

   

我是个傻丫头，知道有人会到，但却也不知道兴奋、高兴,只是莫明的好奇，只记得当时有个简单的欢迎仪式，由杨中队长喊口令“立正”。不知是我太笨还是他喊的快或是喊的威，其实我都没听清楚他在喊什么，只见一排队伍瞬时间挺挺直立，要多威武有多威武。我於1963－1965年头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时期在碧芳家樓上参加军训时，丁焕清队长喊立正，我胸那么一挺，脚那么一拉直，以为那已是多么“飒爽英姿”，现在才知道那算什么，那是上幼儿园班。你看，人家才是英挺威武，才是军人。过去,我們在市区店屋楼上房间里,因为怕声音太大，而在有床褥的床铺上军训时，老想，我们这些娃娃兵能行吗？在思想报告里还质疑过，现在这种场面,总算对我的质疑有了初步的解答。老温说，这18个人员都是精挑的，多数都是队长级人员。我对这些老战士是又敬又羡，再把自己的阿祿和他们一比，自觉得他的身上太多的儒雅和斯文了，要成为一个兵，那还得经过多少的磨炼呀!

   

边区来的队伍拿的枪有Tomsen两把，由老叶和老温拿；机关枪一把，由敢明扛，那是叫做MK中型机枪；小队长们多是拿sten（手提轻机枪）和来福枪，他们还带来手榴弹。男战友们,眼睛都盯在枪支上转，三民（吴松美）说：我也不知怎么才能形容当时的心情,总之,好象他们（指边区回来的老战士们）是天兵天将似的。他甚至把老战友们身上吊带的东西都当成武器,看见他们吊着的水壶圆圆的,以为那是手榴弹,“手榴弹那么大么?”他心里揣摩着。总之，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是历史性的场景，给我们烙下不能磨灭的记忆。

   

从老温（杨会强中队长）的到来，至到离开，在乌龙山停留了三天，他们忙着帮忙我们整理军备，战友们辛辛苦苦车了军备，但并不合格，（据说那还是前一批朋友到边区看后回来指示做的）。老温说,枪怎能是放在一个袋里装着？吊带怎么做到像是一串粽子似的，不能吊,因根本没配上吊袋。泽珠说，那背包好象一块豆腐似的四四方方的，吊在腰以上，不能背。只得下令改，边区来的小队长们，发挥了最实际的作用，在他们的指导下，帮忙下，在我们自己齐心动手下，三天内终於基本上使这些家伙们能扛上、吊上、背上。我们国内的新兵們也都配上自制的北加莱福枪，也就是后来为纪念铁军於1969年1月8日壮烈牺牲，而正式命名的“铁军一八”。我这小妮子的腦袋，其实也根本不灵光，不会懂得把军用枪和我们的北加莱福槍，来個“威力”和杀伤力的比较，只是觉得，人家军用枪，那模样儿比我们自制的威多了,又想，朋友们能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把北加莱福枪造出来，那也很“神”呀，那确是不简单的，因一切都在摸索中。这期间还有件“糗”事，忘记了是那位我們国内的新兵,因好奇，更因没有军事经验，竟玩起机关枪，岂知枪里有子弹，扣板机那么一扣，砰一声巨响，吓呆了周围的人，还好，子弹射击的方向并没有人，要不，又是恨事一桩呀。

   

     就要出发上边区了,留下的戰友們,为即将远征的人们开了欢送会。一两星期的斋戒在这一天开了斋，因杀了条猪，煮了比较丰盛的菜色，有很多当地的群众也来和我们聚餐。当地伊班群众们都很热情地唱“班顿”（伊班人的传统歌曲）似是唱不完的。当天，为了对边区战友的敬意，要为他们的指挥人员献上毛主席的像章。领导上指定由我为他们捌上像章。那时的我，当然也为沾上他们的光而喜孜孜的。

长征上边区

     告别了“红旗山”，队伍整装出发，56个人的队伍，排成线形走在森林里，那是前面看不到后面，后面看不到前面。我们国内的战友被编成了三个队，由华联、纪平（蔡家布）、少华（刘小雄）分担队长，我那小队是由少华担任队长，老洪、泽珠都在我一队，学习由老洪负责。

     走时,群众还送我们一段路,泽珠说是送到一个有很多“葵扇叶”的地方，群众们还砍了很多“葵扇叶”回去。同时也把我们背不走的物件背回红旗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些国内新兵没有行军、负重走山路的经验，对自己负重量不能适当估计，有的因负太重而影响行军速度，所以超重的物件需得留下。记得当时我们印了很多的手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也背了一些去。咱家阿祿，执着要多背这些书，但太重，后来不知由那个负责人硬是给腾出来。

在“乌龙山”时，队伍里有的人因不适应新的环境而生病。当时生病的有坚强（张孔和）、洁心（郑珠英）、方明（沈泽珠)，方明说，她因去冲凉而“感到”（中暑）。為了給同志們治病，上游广东芭的土医（阿强的父亲梁炳炎）还特地进来为她拔沙、針灸。病情还未好，方明勉强跟上，但食不知味，体力空乏，吃了不少苦头；坚强和洁心留下，跟第二批上邊區的新兵们稍慢些天一起上边区。

     老温说，我们是向Dap河尾前进，那葵扇叶很多的地方，就是Dap河尾。我们离开红旗山后，第二天，第一次乘搭依班群众的長舟过了牛麻河后，上山就沿着牛麻河和Katibas河的分水岭一直走，没有再下河，这分水岭是牛麻县和Katibas县的县介，两边的兵和群众的活动地盘都止于县介。所以这条分水岭能让我们避过兵和群众的耳目，隐蔽的向前行进，全线分成七段，三几天的行程设一个站。为了粮食的补给，所以做为指挥员的老温说,他严格的督促我们的行程，一定要在预定的期限内到粮点，否则，我们就得挨饿。有时，他看我们已走得很累，脚又很痛，不想走。但他还是坚持和鼓励我们一定要走到目的地，因不到目的地，就拿不到粮食，就得挨饿。老温说，还好当时我们的思想还红，再加上老洪在思想工作上的有力协助，总算一路顺风。

     行程大约10天后，晚上我们来到古召长屋，那儿是Katibas河支流Chemanon河边。白天河上船多，河边群众活动频繁，因此我们利用晚上时间过Katibas河。我们向群众借了两条船划向对岸。因人多踩踩踏踏，痕迹很大，我们一离开长屋群众马上泼水灭迹。晚上，林里一片漆黑，路又是新开的，竟找不到路的去向，还好老战士毅力很会认路，在他带领下，找到上山的路，走了一段路，我们就扎营。过了Katibas河，沿着Katibas两支流之间的垄走了四五天的时间，到了砂印边界的Condong山附近，一直下就到了印尼的Piyang河，那天晚上就在Piyang河过夜。这十几天的路可不好走呀!农村的姑娘朋友们，我不知她们困难大否。我和泽珠这样的女性，因生活在城市，又是学生出身，实在不懂得走山路，走森林，泽珠又是生病在身,考验就更大。我是一路喊着毛主席語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走在这段路程中，也不知在心里喊了多少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