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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里程：1041.2英里 捐款总数：£31,375.23 (至9月28日晚) 捐赠请上徒步网站：
www.walkforpeace.eu
柏林，德国
所有旅程都会有一个终点，伴随这个抵达终点的时刻，是内心的五味陈杂。而今天早上8点，当我和雪琳离开朋友梅(Mei Liu)的住所出发前往勃兰登堡门时，那一刻，我们心里最强烈的感受是“如释重负”。我们初定的徒步目标是10月3日前完成从伦敦到柏林共1,000英里的徒步，而事实上，在9月29日，我已走过1,042英里。我们最初的筹款目标是为“国际和平村”募集25,000英镑，到昨晚为止，我们收到了31,375.23英镑的善款。在我内心里，我对待工作持有一种很强的新教伦理：说到即要做到，甚至还要努力超越初始的目标与计划。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会尝试在以后回答，而现在，我则可以宣布：我履言了。
华人社团是一个不同于任何其他社区网络的独特存在。在物质生活十分困窘的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就形成了“助人为乐”的价值观与传统，而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在进入邓小平时代之后，进一步繁荣：
在这次慷慨捐助的250人中，有200人是华人；捐款总数(31,375.23英镑)里有27,000英镑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8月5日，当我从伦敦市政厅出发开始徒步的时候，来给我送别的绝大部分，都是在伦敦的华人；当我准备从朴茨茅斯穿越英吉利海峡时，也主要是当地朴茨茅斯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陪我走完了英格兰的最后一程；8月17日，又主要是英国华人社团的代表，不辞辛苦地赶到了法国滨海诺瓦耶尔，和我们一起去祭拜一战华工军团。徒步过程中，横跨英国、法国、德国和中国的华人媒体一直持续关注我们徒步的进展和和平村事业；世界各地的华人则通过微信、微博等媒介，持续关注我的中文版徒步日志——每一篇都是由我们的暑期实习生志愿者，把我的英文日志忠实翻译而来。
故而，在徒步终点当我在柏林看到迎接我的人群里又以华人为主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他们预备了庆祝蛋糕，打着横幅，写着热情的欢迎标语，并举着德国的小旗。整个徒步中，他们的积极参与所能得到的所谓“物质回报”，仅仅是一些纪念照片而已——但这却是在他们看来最珍贵的一种“中国式货币”。我们拍了雪花般的照片，我和雪琳都很乐于参与，这点点“付出”，相比于他们的热情、真诚与善心，实在不算什么。
当然除了贡献最大的华人们外，我也必须指出：此行也得到了来自不少英、德朋友们的支持，他们同样来到终点迎接我，并且对和平徒步做出了很大贡献：
比如来自“和平村”工作高效又充满活力、待人热忱的汉娜·洛曼(Hanna Lohmann)，她全程负责在行程中与我们保持沟通，从伦敦与我们挥手告别到亚琛、杜塞尔多夫、奥博豪森，都有她的身影，一直到在柏林终点站迎接我们。而我和雪琳在勃兰登堡门把这次筹得到善款支票，正式转交给汉娜，也自然是再合适不过。她是“和平村”团队里非常重要的一员，为和平村的工作奔走呼吁，且卓有成效。
另一位必须要提的人物，是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高级公共外交事务官茱莉亚·米勒(Julia Mueller)女士。她投入了大量精力来支持与推广本次“和平徒步”，并张罗安排了我到达柏林后的诸多事宜。早在3年前我为“奥运休战”徒步时，茱莉亚就曾给过我很大的支持与帮助，当时——2011年12月，是她安排了我的柏林之行。这次，她不仅仅积极宣传本次和平徒步、安排同事将我徒步推特文章翻译成德文在德语世界推广，还协助我完成了另外两项非常重要、也是我途中允诺会在本次徒步结束时完成的两件事，受嘱亲手转呈两封重要的私人信件：将英国国会上议院议长狄索莎女男爵之亲笔信，交给德意志联邦议院主席拉默特教授；将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的亲笔信，转呈给柏林市长沃维莱特。
我们在英国驻德大使馆见面，使馆代办尼克·皮卡德(Nick Pickard)全程接待、陪同了我们，并出席了这两次外交信件的呈递活动。他给了我们外交礼范上的一些建议，并且细心地对我们即将碰面的政要之背景做了介绍，以及英德两国目前外交关系如何等。关于最后一点，我必须得加上一句，目前英德两国关系非常好。都说外交无小事，这全得归功于我们在德国的外交团队永不懈怠、一丝不苟的工作。
我和雪琳在勃兰登堡门前把善款支票正式转交给汉娜之后，与前来欢迎的柏林妇女会代表们挥手告别，首先去柏林市政厅面见市长。一出电梯，沃维莱特市长已在电梯外迎接我们，雪琳当即就被他酷似亚力克·鲍德温(Alec Baldwin)(雪琳这样觉得)的明星范儿以及优雅奉上的漂亮手工包扎的鲜花给迷昏了。接下来，我在柏林官方的要客访问名录上签字。说真的，执笔那一刻，我心里像揣着一只跳动的小兔子，因为我实在担心我“医生手信”般的笔迹会吓到他们。而让我如释重负的是，好吧，也许是因为早就得到了相关预警，他们已经把日期、“为和平徒步”的抬头、甚至我的名字，都印好了，所以我只需要非常轻松的签上我的名字即可。随后，我们进行了一场非常轻松、愉悦的谈话，期间我转呈了鲍里斯市长的亲笔信，还聊起了柏林申奥事宜——我是非常支持柏林申奥的，也自然而然地提及了此前我为“奥运休战协定”所做的呼吁及徒步。
我此前曾多次提过我对“准时”这个问题的坚持，我想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极其喜欢德国，如同回到家里一般自在。事实上，“准时”也几乎是所有外交官的必备品质。因此，早上11点整，我们所乘坐的公务捷豹，准时停在了市长办公室门口；同样，在12点整，我们抵达了德意志联邦议会。我一身徒步装，夹杂在笔挺的西装丛林里，十分扎眼，但迎接我们的主人们却觉得，穿着这身行头拍照十分合适，恰能拍出那种经千里跋涉、刚抵柏林的真实感。
我与德意志联邦议院主席拉默特教授在几个月前曾有过短暂的会面。7月9日德国议会合唱团和英国议会合唱团联合在英国国会的西敏士大厅演奏门德尔松赞美曲，我们出席，而他正是合唱团的一员，此前提到的英国驻德大使馆代办尼克·皮尔德，也是合唱团的一员。言归正传，我向联邦议院主席呈上了英国上议院议长狄索莎女男爵的亲笔信，并转达了她的问候和美好祝愿。对拉模特先生来说，今天抽空来见我们确是在“百忙之中”。因为，他有要务在身，即将远赴格但斯克(Gdansk)参加德国和波兰议会的特别联合会议。会谈中，我们谈到了作为政治人物，我们如何恰如其分地在现代的公共讲演中反思历史，以及如何把握好一个尺度——既以史为鉴，又不活在历史的阴影中。我觉得我们的德国同行，在这个平衡点上做的远胜于我们，值得我们学习。
完成呈送信件的任务之后，我接受了由使馆新闻处官员艾米丽·海因里希多夫博士安排的“德国每日镜报”(Heinrichsdorff)采访。随后，我们便可以按计划在晚上九点坐飞机回伦敦，并于第二天一大早坐火车去伯明翰参加英国保守党年会。我实在是精疲力竭了，我之后几乎在每个能睡觉的地方都呼呼大睡，从出租车到火车，到机场，到飞机上，一直到回家的火车和出租车上。
终于，8月4日从伦敦西敏士大教堂出发到柏林勃兰登堡门的徒步旅程就这么结束了。当初，我是带着四个目标启程：
完成徒步（对号）
呈递亲笔信（对号）
为和平村募集善款（对号）
对于一战原因进行探索与反思
就最后一点，我唯一想说的是：人们跃马冲锋、陷入战争，是因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领导者希望如此。残酷的战争，在某些人那里，如同一场“伟大的游戏”。打上几周的战争后，每一个战胜者，看上去似乎都是载誉归来的英雄，宣称着某种道义上的胜利，感觉良好地走在胜利游行地队伍里，就好像参加现代的欧洲峰会。我认为如果能预料到战争的残酷，所有人都不会认为被卷入一个工业绞肉机是一个好主意，他们会悬崖勒马，就像我们在冷战中做的那样。如果那样，就不会有至少200万俄国士兵在一战中命丧战场；德国也不会在一战的耻辱中走向扭曲的边缘，就不会有后来纳粹党的兴起和希特勒的上台。当然，“事后诸葛亮”来指点江山很容易，难的是对未来做出预测。我不敢说我能做到，但我很想做，我会一直在路上，直至我做到为止。
显然，我不是学富五车的学术大牛，没法综合全面地理清导向战争的复杂历史根源；我也不是雄才大略的军事战略家，能够准确分析当时的战事威胁因素，以及各方本该如何更妥善地去应对些威胁，分析战场上当时的调兵遣将究竟是出于统治者怎样的考虑；我也不是国际法专家，能够恰当点评在这场席卷整个欧洲的战争中，谁有正当性与合法性；我也不是道德家或者神学家，无法评判当时宣战者与反战者之间的道德争论。我从未就职过高级政务官员，那样的话至少还可以遥想一下，理解到一点那些高级决策者在“战，还是不战”的问题上要做的痛苦抉择，以及在客观分析敌我实力与情势，并做出妥当军事部署的难处。我也不是口若悬河的天才演说家，可以用言语和言论就发动起一个国家，卷入战争。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穿越欧洲展开个人调查，见证战争带来的死亡、破坏与悲剧，并叩问“为什么”的普通人。我无权评判过往；但我们当以史为鉴，行动在当下和未来。
我自叹没有刀锋般犀利的智慧，但有人对人性的体察已洞若观火，那就是莎翁，我想借用他的话来结语本文。在《亨利五世》第二幕中，莎翁假国王亨利对另一个好战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回应，作如下精彩论述：
只有上帝知晓
有多少此刻健康、鲜活的生命
会被战争伤害、甚至失去性命
只因地位尊贵的你
煽动他们走向深渊
只愿你善用你的权势与影响
节制你尚武的欲望
莫要轻率就唤醒
沉睡的战争之剑
将我们的子民引向
战争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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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7 14: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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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29 07:3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