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新闻] 揭秘商业真人秀《中国好声音》的制作

如果说《中国达人秀》是一场草根的真人秀，《舞林大会》是明星的真人秀，那《中国好声音》则是一场明星和草根的集体真人秀。这档“不炒作、不毒舌、不矫情、不虚假”的选秀节目，受益于原版《The Voice》成熟、科学的节目程序。

7 月4 日，歌唱类综艺节目秀《中国好声音》在上海的首期录制。《中 国好声音》的制作团队花大价钱做舞美灯光，请来做过奥运音响总工程师的金少刚当音响总监，而现场那四把评委转椅的造价就高达80万一把，根据原版一模一样打造的

7月25日下午 3 点，华东师范大学体育馆门口围满了人。门口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印着一个比划着“V”的大拳头。保安们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心情很好地指着台阶上一个正背着包向上走的男子背影说：“看到没？那是刘欢！”

渴望进场的观众在门外翘首以盼，场内的工作人员正在发愁——里面已经一个座位都没有了，“再等等吧，晚点座位就空出来了”。按照经验，一般节目录制开始后就会有观众陆续离场。可是，直到整整四个小时的第一场录制结束，还没有一个人离开。晚上8点，更多人赶来，希望能参加第二场的录制。这就是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目前的受欢迎程度。

7月13日晚，一档名为《中国好声音》的新节目迅速在微博上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起初是一些在家看电视的人在网络上提起，只言片语中透着惊讶和称赞，引发人们的好奇。后来，在姚晨、冯小刚、张梓琳、张靓颖、李玟等明星大腕纷纷力挺下，很多人的微博屏幕都被“中国好声音”这个词占领。没过多久，质疑和批评蜂拥出现，夹杂着赞美声，把这档节目推向了风口浪尖。

一个星期后，《中国好声音》第二期收视率达到2.8，成为同时段第一；7月30日，《中国好声音》第三期收视率再度冲到3.093，依然保持第一。没有铺天盖地的造势，甚至连海选都没有，横空出世的《中国好声音》就这么无声无息地红了，而且是一夜爆红。

事情远没有看上去那样简单。有圈内人笑称，《中国好声音》的团队这次应该动用了多年积累的全部资源。星空华文传媒CEO田明在后台很平静，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这个节目一定红，不然我们不会有底气拿它去和电视台谈合作分成。”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田明表示，《中国好声音》整整酝酿了三年，版权买了一年，前期制作花费半年，精心等候了一个最适合的时机。所有的一切都是必然。

“很多人问我们制作花了多少钱，但大家都不知道，我想做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项目，我要在商业运营上颠覆过去的模式。我们做这个节目没有预算，我投资的不是项目，而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接下来我们还要做演唱会、音乐会、音乐经纪、音乐营销等等。”田明说。

前期耗费的巨额制作费，播出才三期就已经回本，接下来还有不断的投入。《中国好声音》无疑是中国娱乐节目里的一部成功的商业大片，是谁导演了这场戏？

《中国好声音》使用转椅的方式，让节目多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悬念，而最后在导师和选手的互动选择上，也突出了悬念的设置（摄影/覃斯波）

2010年，东方卫视买下英国《达人秀》版权，推出了第一期《中国达人秀》。成功的收视率令制作团队振奋的同时，也逼着他们开始寻找下一档可以接替《达人秀》收视热潮的节目。

在一次聊天中，《达人秀》版权代理商IPCN国际传媒CEO杨媛草很认真地向时任SMG副总裁、东方卫视总监田明和《达人秀》导演金磊介绍了一个新节目。“在荷兰有个节目非常棒，一定会大红大紫，你们要不要看看？”杨媛草问。这个节目就是《The Voice》。2010年，《The Voice》一经推出，就在荷兰创下收视奇迹，吸纳300万荷兰观众，占总人口的18.2 %。

杨媛草对记者说：“那时候荷兰的原版刚刚结束，但已经销售到十几个国家。我做了这些年的版权经营，作为模式领域的职业买手，我有很好的判断力。当时我预言这个节目在中国一定能红。”

金磊是《中国达人秀》总导演，听了杨媛草的话，他坐下来认真地看了看节目，觉得这个模式确实不错。但当时，他们还心系着另一个节目《X Factor》的版权——这是一个发源自英国的电视选秀节目。是两个都买，还是选一个先做？田明并没有立刻做出选择。

不久，《The Voice》版权就销售到了美国。2011年4月26 日，美版《The Voice》正式开播，当晚便夺取最高收视率5.1(1178万人次），给《美国偶像》和《X Factor》带来了足够的压力。在第一季的辉煌后，今年2月5日首播的第二季更是创下3761万的惊人收视率，力压曾经风靡全球的另一档音乐类选秀节目《美国偶像》。霎时，这个节目的知名度就病毒式地扩散开来。

“后来辽宁卫视先我们一步，买下了《X Factor》的版权，做了《激情唱响》。我们就买了《The Voice》。”田明说。如今，《The Voice》已经被26个国家购买了节目版权。

如何将国外的成功模式引入中国？做过《中国达人秀》和《舞林大会》等节目，金磊的团队已经很有经验。当年金磊做《达人秀》，和节目原版的外方交流时，坚持要改变讲故事的模式。他认为老外的达人秀节目鼓励创新，喜欢奇特的表演和样式，但讲故事比重小，就像在看美剧，太跳跃，并不适合中国人的观看习惯。中国人重情感、重家庭，讲故事要突出这一点，最后这个改动果然大获成功。《中国好声音》和国外版的《The Voice》同样有所区别。“我们突出的是梦想的主题，更符合中国人的文化。”田明说。

庾澄庆、刘欢、那英和杨坤组成的导师阵容，也是《中国好声音》成功的要素之一

这个主题在某种程度上也迎合了去年广电总局颁布的“限娱令”——要求推出一批有公益色彩的道德类节目。《中国好声音》的出现恰逢其时，再加上“限娱令”使得一大批娱乐节目失去了播出机会，《中国好声音》抢得了先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冷淞说：“梦想和愿望，是去年各大电视节目的主题，也是在中国真人秀成功的关键。”

“《中国好声音》与其他娱乐节目相比，不是内容的成功，而是模式上的成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冷淞认为，使用转椅的方式，让节目多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悬念，而最后在导师和选手的互动选择上，也突出了悬念的设置。

“此前，其实这种用转椅的节目形式也有，最早是出现在去年央视的《非常6+1》某环节设置上，当时收视还可以，但为什么没有《中国好声音》这样火爆？”冷淞解释道，“首先和钱有关，高额的出场费使明星不仅仅是正襟危坐的评委，也成为节目的表演者；再者，单单抄创意，没有做过真正的模式引进，是很难复制国外的成功的。”在冷淞看来，原版版权的引进给《中国好声音》带来了一套成熟、科学的节目程序，这其中的细节都让节目更加好看。

《中国好声音》制作团队花大价钱做舞美灯光，请北京奥运音响总工程师的金少刚当音响总监，而现场那四把评委转椅的造价就高达80万一把，根据原版一模一样打造的。

《中国好声音》走红之后，《欧洲时报》在评价这档节目时说，这是中国选秀节目中一个“不炒作、不毒舌、不矫情、不虚假”的节目。但人们已经习惯《超级女声》或者是《中国达人秀》中的毒舌评委和催泪故事，为什么会喜欢《中国好声音》呢？

美国版《The Voice》制片人Mark Burnett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需要很多音乐节目，竞争不可怕，只要让人们知道它是积极、持续的竞争，如果传达到了这个信息，就一定能成功。这个节目有优秀的制作团队，内容正直诚信、积极向上，又像是个赌局，很有看头。”

这句话也许可以解释观众的心理——人们喜欢看美好被打破，同时也喜欢美好本身。

刘欢与选手合作

随着《中国好声音》的制作团队浮出水面，很多人发现这个100人不到的团队，其实就是由《中国达人秀》的全班人马组成，但为什么这个节目最后没有在东方卫视播出，却选择了竞争关系的浙江卫视？

这和制作团队有关。田明原是SMG副总裁，全面负责SMG旗舰频道东方卫视及综艺业务板块工作，2009年起兼任东方卫视总监，领导创办了《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加油！好男儿》、《壹周立波秀》、《东方直播室》等节目。

2011年5月，田明转到星空华文传媒有限公司出任CEO。田明离开时，带走了以金磊为首的整个制作团队，让已经拥有“华语榜中榜”的星空华文变成一个更强大的娱乐节目制作公司。据知情人透露，田明本想将《中国好声音》卖给合作多年的老东家东方卫视，但后来条件没谈拢，最后便转找浙江卫视合作；而东方卫视自己迅速做了一档大型音乐选秀节目《声动亚洲》，来与《中国好声音》抗衡。

是什么样“苛刻”的条件，让东方卫视宁愿放弃《中国好声音》？田明的一番话或许正是问题的答案：“《中国好声音》和浙江卫视的合作，是国内第一家投资分成的合作模式，打破了电视台广告垄断的地位。所有的节目投入、版权费和制作费都由‘灿星制作’（星空华文下属制作公司）承担，如果亏损，制作公司承担，若是盈利，便和电视台分成广告费。”

也就是说，“灿星制作”再也不像传统电视行业里的制作公司那样，只赚取一定的制作费用，而强势的电视台则依靠自己的平台，独赚庞大的广告费。“灿星制作”并不是第一家这样“胆大包天”的制作公司，也不是第一次试图扭转电视台独赢的局面，但之前都没有成功案例。如今能腰板硬到和电视台直接分账，在这样的底气背后，是《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等已经成功的电视节目。这几档娱乐节目，是最近几年来知名度很高的节目，它们无一例外，都出自于星空文华旗下的“灿星制作”之手。

“我们和浙江卫视第一次谈的时候，浙江广电集团的负责人就同意了这个‘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方案。”田明说。对浙江卫视而言，这个长期生活在湖南卫视和东方卫视阴影下的卫视台，今年凭借《中国梦想秀》冲到全国卫视前三，急需一档新节目为其稳固领先地位。押宝《中国好声音》，必须做出一些让步。好在，收视率没有让浙江卫视失望。赢家不仅仅是浙江卫视。

在和浙江卫视谈妥合作方式后，田明又找到几家视频网站，希望可以找到一家进行独家合作。“我承诺我的东西一定好，你和我们独家合作，把我们海量的素材整合、互动，而不是简单地作为重播渠道。我每次拍摄有20多个机位，200多盘带子，其中很多东西都是电视台无法融合播出的。”田明说。

这样的独家合作，也延续和浙江卫视利益共享的合作方式，但没有哪家视频网站敢这样做。最后，《中国好声音》以几十万一季的价格贱卖给了八家视频网站，但视频网站并没有亏，凭借《中国好声音》的火爆程度，爱奇艺已经收入8位数的广告进账，招商火爆程度超过《中国达人秀》。很多投不起电视广告的广告商纷纷找上门来，寻求互联网上的合作。

美版《The Voice》的重量级评委阵容：Cee Lo Green、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亚当· 李维和布莱克·谢尔顿（从左至右）

美版《The Voice》为人津津乐道的是，请来专辑销量超过5000万的乐坛天后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Maroon 5的主唱亚当·李维、乡村歌手布莱克·谢尔顿和R&B歌手Cee Lo Green。请来这四位在流行乐坛呼风唤雨、风格又各不相同的导师，节目一下便成功了一半。

在以往的电视节目中，如果说《中国达人秀》是一场草根的真人秀，《舞林大会》是明星的真人秀，那对于《中国好声音》而言，这是一场明星和草根的集体真人秀。“观众一边看的是老百姓，一边看的是明星。这其中角色的转换，形成了全新的价值解构。”田明说。

《中国好声音》导师中找来了那英、刘欢、庾澄庆和杨坤四位明星，其中刘欢和那英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选秀节目。那英回忆道：“田明一开始找我的时候，我压根儿不感兴趣，我不是这块料，我就很礼貌地挂电话了。第二次打来说服我，我还是很礼貌地拒绝了。后来他又游说我，他说的都不是大话，他说我们要为流行音乐正本清源，要做一个真正的励志节目，我的兴趣就慢慢上来了，主动约他谈。”

和其他选秀节目不同，《中国好声音》要求明星签约的周期为整整一季，其中任何一集的录制都必须在场。这对平时演出通告繁多的明星来说，如何安排时间也是一件难事。为了说服那英，田明去了北京十多次，同时他也找了刘欢。“刘欢平时是个很谨慎的人，但我发现他这次特别热情高涨。我心想刘欢要是不来，我也就不来了；刘欢要是来，这事儿肯定成了。”那英笑道。

最后，那英和刘欢一起出现在录制现场。录第一期的时候，那英和刘欢很紧张。“我心都是悬着的。我怕这节目远离它本身的主题，又开始讲故事啊，催人泪下啊。”那英说。从《达人秀》团队过来的副导演，一时还没改掉喜欢讲故事的习惯，递来小纸条让评委多问问选手的故事，那英和刘欢一下子就停了。

“录到第二个小时，我们就说不录了。”那英和刘欢跑到后台找到田明，对他说：“我们不要偏离主题，我不要讲故事的，就是想要快乐学音乐、爱音乐、有梦想的！”最后，节目重新开始，那时起，那英才觉得对路了：“这节目我越录越开心，我晚上都睡不着，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养活我的这些选手，我有没有给他们挑对歌。”

和刘欢、那英和庾澄庆相比，也许杨坤的名气和音乐流传度远远不够。在担任《中国好声音》导师之前，杨坤并不算中国流行音乐的大腕，有人戏称他是在导师台上打酱油的。他自己也承认，有时候其他三位导师不愿意说的话，都让他来说。“我是最弱的嘛，资历最浅，所以我来问。”杨坤说。

美版《The Voice》如今力压曾经风靡全球的另一档音乐类选秀节目《美国偶像》

观众会很清楚地看到，每当选手选择导师的时候，会弃杨坤，更倾向于刘欢、那英和庾澄庆三位。由于没有其他优势，杨坤只能用“其他人都不用的招”。他对每一个他想要的选手都讲，“我今年有32场演唱会”，这句话让他被观众戏称为“三十二郎”的同时，也为他赢来了前所未有的粉丝。

“我现在懂得了一件事，其实唱得好不好不重要，让所有人了解你才重要。唱歌唱得好的人不多，做歌手一定要学会表达自己。我以前都比较忽略这一点。”这个今年正逢四十岁的男人，唱了十年的歌，总算通过一个选秀节目，明白了这个道理。

田明说，《中国好声音》接下来还要邀请更多的明星和制作人加盟，在之后的导师培养选手环节里，节目组请来了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和明星们合作。“王治平帮助庾澄庆，三宝帮助刘欢，李玟帮助杨坤，汪峰帮助那英。还有很多新的设计，甚至国际巨星都会加盟。”田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