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至1870年间，法国地区官员欧仁·奥斯曼下令拆除巴黎的大部分原有建筑，将贫民窟夷为平地，改为资产阶级风格的街区。由此一来，以往杂乱无序的城市变得秩序井然，到处是宽阔的林荫大道（比如圣日耳曼大道）和棱角分明的繁华街道（比如香榭丽舍大道）。巴黎的穷人试图就此事进行斗争，但最终却被迫离开家园。他们的房屋一个个被拆除，没有人注意他们，也几乎未获补偿。在不到20年时间里，这座城市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工人阶级、中世纪风格转为资产阶级、现代化风格的城市。 现在，每年的8月，巴黎都会发生另一场类似的迅速转变。游客们在风景如画的大道上熙熙攘攘，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取代了法语。每年，法国的劳动者至少有31天的休假时间，几乎所有人都选择在这个月前往戛纳，或干脆出国到意大利、西班牙或者希腊度假。
或许有些人会因此认为巴黎人很懒惰，但是他们其实只是在避免工作过量而已。正如这座城市曾在一夜之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法国人的工作习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因为，你工作时间越长，效率会随之下降，工作的时长和质量在达到某一点之后是成反比的。换句话说，到了一定临界点后，你工作得越多，效率就会越低。 例如，长时间工作经常会导致注意力分散、效率降低。这就是“帕金森定律”的一个例子。“帕金森定律”认为：如果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了任务，人们会倾向于增加额外工作量。总之，工作量越少，质量就会越高。 练习技能也是如此。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一名心理学教授K. Anders Ericsson在柏林进行研究时，发现成功的音乐家每天练习的时间都非常少——一天只有90分钟。事实上，最成功的音乐家不仅练习时间少，而且每天的小憩时间较长，当觉得疲惫或压力较大时，他们就会暂停练习，休息一会。 众所周知，过多的工作量会导致寿命缩短、注意力不集中，因为人类的注意力无法维持一周50个小时。“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也深知过度工作的危害，他将员工的工作时间从每周48小时改为40小时。他在《亨利·福特自传：我的生活和事业》中写道：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会导致员工犯错次数增多。 如果我们将娱乐时间视为反思和调整的必要阶段，而非游手好闲呢？ 当然，一些工资较低的工人会工作较长时间，或做多份工作以达到收支平衡，但是为什么其他人——包括那些收入很高的人——也会常常过度工作呢？他们完全没必要这样做。 曾在高盛集团工作，后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的Alexandra Michel发现，在某两大著名投资银行（他并未透漏名字）中，职员每周工作时间长达120个小时（也就是平均每天17个小时）。Michel认为，这不仅会使职员们“忽略家人和健康”，而且在老板不强迫他们工作时，他们也会在清楚每天工作的第16个小时或第17个小时并没有任何效率的情况下，继续工作。 Michel认为，努力的职员之所以长时间工作，并不是考虑到“奖惩或责任”，而是“即使长时间工作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许多长时间工作的人仅仅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这似乎有点愚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社会身份。忙碌意味着努力，努力意味着有优秀的品格，良好的教育，现在或未来的富有。“不行。我现在很忙”这句话不仅透露出你是一个认真的人，同时也在强调自己的重要性。 在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有这样一种观点：工作是内在的崇高追求。如果生活中没有工作，很多人就会找不到存在感——即使有时候工作毫无价值，对身心健康也毫无益处。 每个人都认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劳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闲暇，快乐有赖于闲暇”的说法。人们努力工作的动力是想要获得轻松的退休生活。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却时常被颠倒过来。我们总是努力让生活适应工作，而非让工作适应生活。很多人认为，快乐和生活满足感只能从工作中得到，与其说这是哲学真理，不如说这只是激励员工的管理秘诀。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1932年的文章《闲暇颂》中纠正了这一观点，他说：“在当今世界上，工作即美德的信念，正在造成大量的祸害，幸福和繁荣之路在于有条理地减少工作负荷。” 也就是说，你无法从熬夜工作中获得快乐，快乐在于找到减少工作的方法。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写过大量文章，阐述如何在科技提高工作效率的今天，缩短工作时间。亚当·斯密曾提出“大头针理论”：如果工人们要每天工作8小时制作一定数量的针，那么当可以使制针效率翻倍的工具发明出来后，工人们耗费在这一工作上的时间就应该减少。 按照该理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中提出，我们的工作应当减少。或许我们无法达到他所提出的每周15小时的工作时间，但至少可以适当减少。 在律师等职业中， 工作时间长于所需时间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它是按小时收费。当然，这种方式有时对客户不利，因为他们有时候在为毫无效率的工作买单。我们可以从支出成本看部分雇主为何鼓励员工长时间工作：尽管工作时间过长会导致工作效率下降（下降的工作效率每年会损耗美国公司4500亿至5500亿美元）、压力增大、疾病增多，但雇用一个人每周工作80个小时的成本仍低于雇用两个人每周工作40个小时。 事实上，一些公司已经开始抛弃这种思维，开始采用“更少的工作时间，更高的工作效率”的理念。《当人们没有时间工作、爱和玩》一书的作者Brigid Schulte说，位于密歇根州的软件公司门罗创新公司不再重用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个小时的员工，将过长的工作时间看作是缺乏效率的表现，而非兢兢业业的象征。 最后，文化惯性（cultural inertia.）可能也是导致工作时间过长的原因之一。过去美国人常常工作很长时间，因此现在人们常常无视科技发展和效率提高，仍保持与过去相同的工作时间，即使这样做并没有任何明显效果，甚至会影响效率。除此以外，谁都不敢率先不计后果地“提高工作效率”、成为办公室中第一个减少工作时间的人。迈出这一步需要勇气，和一点点天真。 由于工作提供的工作场所、使命以及道德优越感等，很多人仍认为工作比闲暇要重要得多。但是如果我们将闲暇时间看作是反思、创新、为未来工作保存脑力和体力的必要阶段，而不再将其看作是游手好闲呢？ 尽管法国经济状况并不理想，但是只有不到9%的劳动者工作时间过长（而美国工作时间过长的人数达到11%，土耳其高达43%）。法国人将工作与生活完美地平衡起来。过长时间的工作说得轻一点，毫无意义，说的严重一点，则是巨大的危害。过度工作会影响身心理健康、陪伴家人的时间等。过度工作往往来自人们将劳动神圣化，展现出工作效率（即使有时候我们没有任何效率），想要大声告诉别人“我很忙！”，以此获得社会声望等各种心理需求。 当年的巴黎改造工程劳民伤财。奥斯曼也因此被大批巴黎人唾骂。在长达17年的改造工程中，奥斯曼遇到了重重阻力。然而，由于拿破仑三世一直督促他尽快完工，所以在整个工程建设中，他并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1870年初，巴黎歌剧院广场在他的主持下完工，并着手国家歌剧院的主体建筑施工。 后来，在任命奥斯曼的强烈反对者Émile Ollivier为总理之后，拿破仑三世被奥斯曼的反对者所鼓动，撤去其职务。之后奥斯曼便一直呆在国外，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才重返公众视线。在他回归的前一年，巴黎歌剧院已经落成。 据 视界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