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黎德拉曼书店(Librairie Delamain)是巴黎最古老的书店，它坐落在繁华的圣奥诺雷街(Rue Saint-Honoré)，藏于咖啡馆和旅游商店之间，是那样的不起眼。店外，游客熙熙攘攘，他们穿过沿路的小摊、货架，从卢浮宫前往法兰西剧院(Comédie Française)，却鲜有人驻足片刻，留意到这片灰白色雨篷下的天地。 店内的节奏比店外要慢几拍，顾客们(几乎都是法国人)在局促的书架间争夺着阅览空间。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让－路易·德勃雷(Jean-Louis Debré)时常光顾于此。法兰西剧院演员德尼·波达利德斯(Denis Podalydès)亦是常客。这些年间，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柯莱特(Colette)[2]、让·谷克多(Jean Cocteau)[3]都曾踏入这家书店的大门。 但是，德拉曼书店如今可能面临关门。本月，书店与卡塔尔公司星座酒店集团的租约到期。这家公司拥有本街区的全部物业，包括翻修在即的卢浮宫酒店。公司打算将书店的租金翻番，涨到每年10万欧元，这几乎等于书店年收入的一成。本就盈利甚微，书店也许只能被迫关闭或放弃临街的店面。书店自1906年便在这此经营(其业务则可追溯到1700年)。 脆弱的独立书店屈服于来自亚马逊、电子书和其他媒体的三重竞争压力，这样的故事对于世界上的爱书之人并不陌生。而在法国，故事的套路却有所不同。作家兼记者安吉罗·里纳尔迪(Angelo Rinaldi)承诺尽全力不让书店倒闭，因此德拉曼书店几乎未受到影响。他上周对《费加罗报》(Le Figaro)说道：“总要到祖母生病时你才意识到你有多爱她。”里纳尔迪计划于9月25日法兰西文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复会时在他的同事中宣传此事。 法国文化部长福乐尔·佩勒林(Fleur Pellerin)也加入到里纳尔迪的队伍中来。她亲自访问了德拉曼书店，并向店员保证她将全力支持他们。法国国家图书出版中心主任文森特·莫那德(Vincent Monadé)也要求与星座酒店集团面谈此事。几天后，迫于压力，卢浮宫酒店发表声明，称卡塔尔控股公司将会考虑“租客(德拉曼书店)活动的特殊性，以及它已在此经营多年的事实”。 莫那德对《费加罗报》说：“现在，我希望他们付诸行动。” 由一家书店的关张引发强烈抗议，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更别提政府直接介入私人租约事务了。这与法国人所谓的“文化例外”有关。此提法不单指文化例外主义，更确切地讲，它的涵义是：文化商品不应成为自由市场一时头脑发热的牺牲品，而应受到保护，使之免遭全球(尤其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同质化屠戮。 在美国，这样的政策颇有保护主义之嫌。法国人则更喜欢为其正名，称之为保护“文化多样性”。“文化例外”是法国电台节目必不可少的素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网飞公司(Netflix)总裁初访法国时，迎接他的是来自制片人的一封悲叹“文化模式崩溃”的信。更广义上讲，这是法国信念的一部分(虽说它已引发越来越多的争议)。在这种信念里，文化遗产是具有自身内在逻辑和价值体系的商品，政府不仅有责任保护文化，更应该积极弘扬文化。法国甚至将本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和文化名人安葬于“伟人”安息之所—巴黎先贤祠(Panthéon)。 在出版界，“文化例外”从理想承诺转变为切实政策，让法国人向数字革命提出挑战，而这在美国是无法想象的事。 作为独立书店，德拉曼书店得到了来自法国国家图书出版中心的部分商品补贴(2013年补贴金额为5000欧元)。2013年，法国文化部长宣布再向独立书店行业注资500万欧元，并新设官方职位(这是解决所有法国问题的老套路)——“图书仲裁人”，在诸如此类案件中介入法律争端，使小书店免于陷入昂贵的诉讼。德拉曼书店这样的书商还受到《朗法》(loi Lang)的支持，该法律以法国前文化部长杰克·朗的名字命名，于1981年颁布。《朗法》规定，图书折扣不得超过其标价的5%。今年初夏，所谓的“反亚马逊”修正法案将这一限定延伸到网络书店，并禁止其对减价书籍包邮。 事实上，法国绝不是唯一要求实行固定图书价格[4]的国家。德国、挪威、日本、墨西哥和韩国也是这样做的。英国也曾有过固定图书价格的规定，但现已不再执行。如今，后果一目了然：法国的独立书店占到市场的45%，而英国的这一比例则仅有4%。2013年，美国售出的普通版图书中23%是电子书(英国为25%)，而法国的这一比例极低，仅为3%。 |
